钱伟长与孔祥瑛

游行邂逅

钱伟长和孔祥瑛，一个是理学院的才子，一个是文学院的才女，两者人生本无交集，然而，“抗日救亡”这个“月下老人”为他们牵了红线。1935年，日寇想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越发暴露，华北的形势格外严峻：“整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北平的学生愤然上街游行，“一二九”运动爆发了，研究生新生钱伟长和大二学生孔祥瑛马上积极参加。就在游行队伍里他们邂逅了，一起喊口号，一起挥小旗，一起啃馒头，一起回清华，在抗日救国这一共同话题上有说不完的话。

翌年春天，清华有一群热血青年联合社会上的爱国人士，发起组织“南下抗日救亡宣传队”，钱伟长立即报名参加，孔祥瑛也跃跃欲试。可是，宣传队队长发话了：“南下途中太艰险，女生不能参加！”于是，孔祥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钱伟长他们跨上自行车威武地开拔了！此后，她时刻关注着宣传队的行程。后来听说宣传队成员到达南京后，被当局拘捕了，她心里也暗暗地为钱伟长他们担忧；获悉他们被爱国人士营救了出来，又暗自为他们高兴。新中国成立后，她专门撰文回顾了这段历史。

钱伟长风尘仆仆地回到清华后，两个年轻人时常相会，不过话题还总是离不开抗日救亡。

短暂别离

此时，钱伟长已对孔祥瑛暗生情愫，可是，还没来得及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就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当时，清华被迫南迁，途径长沙，原想立足于长沙而未果，进而到了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孔祥瑛家道殷实，一路随迁，到达昆明；可钱伟长是靠奖学金度日的穷学生，哪里有足够的盘缠！不得已转往天津，到天津市耀华中学教物理课挣钱（后来笔者到天津市访问时获知，这是一所极好的中学）。过了一年之后凑足了路费，与汪德熙等四位好友一起，乘船绕道香港、海防、河内、仰光，再从仰光经滇缅公路，经长途颠沛，于1939年初辗转到达昆明，进入西南联大，从而与小别一年半的孔祥瑛汇合。这时，两个年青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喜结良缘

有情人终成眷属，1939年8月1日钱伟长与孔祥瑛结婚，婚礼简单而隆重，主婚人是钱伟长的四叔钱穆教授，而证婚人则是物理系的吴有训教授和国文系的朱自清教授。一批要好的同学、朋友傅承义、谢毓章、汪德熙、高潜等人先是积极相助，后又大闹新房，直闹得个不亦乐乎。这一天，正值中英庚款第七次招生考试的发榜之日，钱伟长榜上有名。对他来说，一方面，是双喜临门，应了古人的名联：“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另一方面，远渡重洋庚款留学，意味着新婚后的长别离。

此后的61载岁月里，钱伟长夫妇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经历了人生多少酸甜苦辣。故事很长，这里只能长话短说。

含辛茹苦

婚后一年，钱伟长只身赴加、美留学，孔祥瑛老师独自一人扶养儿子元凯，度过了艰困的抗战时期，当然，钱先生也不断从海外接济孔老师（一位素不相识的四川老者曾寄给我一张钱伟长给孔祥瑛的一千元法币的汇票复印件，不知他是从哪里弄来的）。直到1946年9月，他们才得以重逢。孔祥瑛写道：“久别7年重相聚，自有一番凄苦与欢乐。”这时，钱伟长此前从未谋面的儿子元凯已有6岁，笔者曾见过元凯骑在钱伟长肩上的照片，做父亲的直笑得咧开了嘴。

接着，他们一起熬过了民不聊生的内战时期，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一起参与了清华大学的战后复兴，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教学实践；一起遭受了钱先生被错划成“右派”后的不公平待遇；一起在“文革”动乱中受苦受难；一起满怀喜悦迎接“科学的春天”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相濡以沫

在钱伟长落魄的日子里，孔祥瑛不离不弃，劝慰有加；孔祥瑛落难之时，钱先生也伸出了有力的胳膊，给予抚慰。

1958年1月，钱伟长被错划成“右派”，而且是全国有名的大“右派”，他本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自不必说。解放以后一直担任清华大学附中校长的孔祥瑛也受到牵连，“右派”的妻子，而且是“不能划清界线”的妻子，自然不能再当校长，先让她担任离政治稍远的地理课的老师；后来，有人说，当地理老师也有可能“毒害”学生，于是把她“发配”到图书馆担任管理员。钱伟长获知此事后，对她说：“委屈你了！”她一笑置之，而且把图书管理工作做得井然有条，还主动辅导学生读有益于身心的书籍，深受爱书的学生的尊敬

1966年“文革”开始后，“有问题”的中学老师首当其冲，受到“红卫兵”的猛烈冲击。她被剃成“阴阳头”，游街示众。面对这样的人身侮辱，孔祥瑛痛不欲生，自身难保的钱伟长天天劝说她：“别跟年青学生计较，他们受人愚弄了，而横行霸道的人没有好下场！”没过多久，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钱伟长受到了更大冲击，终日受到批斗谩骂、进行劳动改造，钱伟长只剩下一个温暖的“港湾”——他的家。但是，就是这个家的房屋，也保不住了！钱伟长一家五口被勒令挤进两个房间，为了给大批藏书留下安身之地，他们被迫变卖了一些家具。过了不久，“红卫兵”的两派打起了“内战”，钱先生一家所居住的照澜院16号靠近清华二校门，那里成了“造反派”的“武斗战场”，不时传来枪弹的呼啸声，原住户纷纷避开，但造反派不许钱先生一家搬离，要他听候“批斗”。然而，钱伟长做学问的积习难改，夜里用棉被挡住窗户，计算、笔耕不辍，孔祥瑛时不时地送来一杯杯热茶，……。

教子有方

尽管钱伟长夫妇那时处于逆境，仍对子女的教育费尽心血。儿子钱元凯在中学里学习成绩一向拔尖。1958年高考时，他填报清华大学为第一志愿，有人好心劝他，钱伟长就在清华被打成“右派”，还是不填清华，避避风头为好。钱元凯继承了乃父的倔劲，就是不改志愿。果然被友人言中，他不仅入清华无门，而且有人让他进高校无门！原因就是他有一个“右派”父亲！钱伟长为之悲愤交加，老伴却对他说：“不要紧，相信你儿子的能力，他不上大学照样会成材！”

孔祥瑛与颇感沮丧的儿子多次交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成材的路不是唯一的。你看你爸不但懂力学，别的知识也懂得很多，都是他一点一滴自学得到的。你要走自学成材之路！”于是，钱元凯逐渐振作了起来。后来，他进了首钢，经过自学，成长为工程师，而且对光学、摄影，情有独钟。1968年他成为业余摄影器材爱好者，在业余时间自制7台照相机、测光表、放大机、闪光灯等摄影器材和多种相机测试仪器，并于1982年进入北京市照相机总厂研究所任主任设计师，直至1994年，在此期间参加了多种照相机的研制，其中“EF3"相机获北京市科技成果奖，并在全国相机比赛中获得一等奖。1994～2002年期间他在北京飞索公司担任总工程师，建立了国内首套系列化的狭缝光栅立体图片制作系统，随后便投入到商业运营，获得了多项专利。1994年至今，他先后担任《摄影与摄像》、《数码摄影》等杂志的编委。2006年钱元凯被受聘为纽约摄影学院(中国)特聘教授。在摄影界，他赢得了“问不到的钱元凯”的美名。

钱元凯还与他母亲一起，着力培养子女，在他们身上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求学梦想，新世纪里，女儿（即钱伟长-孔祥瑛的孙女）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比翼双飞

“四人帮”垮台，春回大地，钱伟长好像从噩梦中醒来，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他在自己主编的《应用数学和力学论文集》的序言中写道：“‘四害’已除，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权利。欣逢一九七八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虽已年近七旬，还能为四化效力，感到无限幸福。我力图夺回已经失去的良好岁月，日以继夜地工作。”这时，孔祥瑛已经退休，就全力以赴地为钱先生做后勤保障工作，一起来圆他们共同的强国梦。清华照澜院16号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经常响起的是儿孙的欢声笑语。孔祥瑛为了让钱伟长潜心工作，坚持不买电视机，孩子们毫无怨言，经常到邻家去看电视。这样做一直坚持到钱伟长夫妇南迁上海。

钱伟长在家时就专心伏案工作；还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组织召开学术会议或做学术报告，孔祥瑛一直陪侍在侧。钱伟长对柴米油盐一概不管，甚至于不大会用人民币。1982年，钱伟长在无锡主持全国非线性力学学术会议，会后，与会者同游宜兴的善卷洞、张公洞，笔者看到，钱伟长一时有兴致，到西瓜摊买西瓜，他开出的价钱竟是时价的十倍，马上给孔祥瑛制止了。

1982年年底，钱伟长到上海工业大学当校长后，孔祥瑛一直形影不离，随时照料他的饮食起居，保障他的繁忙工作顺利开展。钱伟长是无锡人，爱吃甜食。我就亲见，有一次，钱先生在学校的乐乎楼餐厅吃小碗八宝饭，想来第二碗，就给孔老师善意地劝阻了。

1994年，钱伟长先生实现在中国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心愿前进了一步，是年，新组建的上海大学成立，他倾心尽力，为之呕心沥血，孔祥瑛更成了他的坚强后盾。随着他们年齿见老，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比翼双飞的身影。

生死同心

上个世纪末，钱伟长在赴京开会时罹患小中风，住进北京医院。钱伟长坚决要求回上海治疗。公开的理由是：“你们医院的医疗不民主，我钱伟长死也要死个明白”。医院被迫无奈，只得设法把他送回上海，回到华东医院后，老先生挨了资深医生的一顿“责备”：“你不要命啦？病成这样还敢坐飞机？”钱伟长一笑了之。而陪伴在他身边的人知道，老先生急于回上海的真正原因是：爱妻正病重住院，他不能离开他的老伴！从此，每天下午四点半，成了老先生去医院探望孔老师的“雷打不动”的时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每天风尘仆仆去看望病榻上的白发老妻，这是何等感人的场面！

然而，上苍太无情。老先生的深情没有挽留住孔祥瑛，2001年年初，她还是先他而去了。人们发现，整整三年，钱先生没有从丧妻之痛中恢复过来，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后几年，情况才有所好转。

2010年7月30日，钱伟长走完了他的精彩人生，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