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工作室的师生缘
中央美术学院的油画系第三工作室大概成立于1960年，当时由董希文先生主持，80年代以来，詹建俊先生接过这个重担。而教学上坚持传承与创新并重正是第三工作室的传统，另外作为艺术工作室的开放与灵活的教学方式，配合代代名师严肃认真的教学风格，可以说是中央美术学院里西方油画方向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而第三工作室也因此而闻名中国油画圈，喻红的学生时代就是以油画第三工作室为梦想的时代。
喻红谈论第三工作室时有着一种对过往的美好回忆与对第三工作室的美好向往，她说：“我了解第三工作室比较早，因为我母亲就是第三工作室毕业的，所以好像从我的印象里学画就是要上第三工作室，没有什么别的更多的选择。因为最早看了很多第三工作室的老师尤其董希文先生以及詹先生的很多的创作、习作等，一直都特别喜欢。因为三工作室是一个比较大气的工作室，它和我的性格也比较相容，一开始就是没有犹豫的选择了它。”
正是因为对第三工作室的向往，便有了喻红第一次与詹健俊的会面。对学生时代的喻红而言，詹健俊作为一位艺术大师与长者无疑是距离遥远的。对于詹健俊的印象，喻红只记得上美院附中时候看过一个很大型的展览，“那次展览我第一次见到了詹先生的原作。就是那件《飞雪》，一个女孩子穿着一个红的袍子，红围巾裹着，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小孩看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画出这样作品的一个导师，当时真是十分期待。”
正式的会面是产生于第三工作室的入学考试，喻红对这场考试的印象很深刻，她说“当时就是看到詹先生和很多美院的老师从一个很窄的楼道走过来，我当时就和周围的其他考生一样，心中满是是敬畏，同时又很紧张，而且詹先生太高了，看着还有一点压迫感。”
考上第三工作室也许正是喻红的宿命把，在这里她作为一个学生接触了受西方体系影响的第三工作室的绘画技巧，更为奇特的是受到詹健俊先生的教导，现在的喻红回忆起詹健俊先生是有着一种慈爱父辈的感觉的，她回忆道：“考上第三画室后跟詹先生学习，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亲和的导师，偶尔还会开玩笑，在新年额联欢会上他也会上台去表演，当然后来我在学院工作后和他接触也越来越多，愈是发现年龄大了以后他更为与人平和。”
对于喻红来说，詹健俊先生的是很亲和的，然而在教学的过程中严格的态度却是詹健俊的常态，喻红道：“教学过程中，他是一个特别严格的老师，他一来教室就立马鸦雀无声，因为大家都想听到他的指导，不想浪费时间。每一次我听到他跟我说这不对那不对，这么多问题自己好像一无是处了，但是后来想想，如果没有这样严格的训练，日后的发展的怎么会有这么扎实的基础作为铺垫。有时他会帮我改画，一开始花了很多精力画了，但是詹先生一来就给改了，但是他一来立马在一些大的方面把握了很多。”
珍爱学生的灵魂导师
詹建俊先生的教学有着第三工作室的传统，尊重学生的个性是艺术创作的教学中十分重要的一点，而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北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不可忽视的，喻红对这种教学的认同感也是从学生的身份到教师身份的过程中深有体会的。
詹先生与学生的交往中无不存在着一种十分亲切的状态，喻红对此印象深刻，“我记得我大学毕业以后画了一批画，想用这批早期的习作办一个个展，当时请詹先生去画室，我就把那些画都摆出来了，我觉得詹先生对年轻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尽管在教学时当着面给的言语多是批评，但在行动上总是给年轻人支持，其实请詹先生帮我的展览写前言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我是他的学生能有这个机会，但是当时内心还是感到惴惴不安的。”
其实喻红与詹健俊的交集多从艺术本身或是教学上进行，这种交集所产生的印象是老一辈艺术家与新一辈艺术家之间艺术交流，而同时又有一个学院前辈对一个如今的学院中坚的教学探讨。喻红说：“从上学到工作以后，除非是有展览会找老师听听他的意见外，见面除了教学以外就不是特别多了。在艺术上他对学生是很鼓励的，他有一种很敏锐的眼光能看见一些新的东西，他也很乐于认识新的东西，对社会其他人的创作和新的东西很关注。”
在教学的方式和态度上，喻红也很认同和支持詹健俊先生的这种态度，“上学的时候就是听老师讲，也看詹先生去改作业，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从学生到老师的身份的转换，我开始觉得鼓励学生是很重要，不仅是当面的口头鼓励，而是实际行动和现实意义上的支持，这也是詹先生一直去做的。”
教学外生活中的詹先生的平和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最让喻红印象深刻的是经常能看到晚会上的表演，喻红仔细描述道：“他就是做一个很即兴的不那么正式的表演，工作室的十几个学生和几个老师，学生唱唱歌或者是跳跳舞，当然也很希望看到老先生的表演，然后詹先生就做做健身的，在别的联欢会上还看过他和他夫人王老师跳舞。”
另外还有如学生们为詹先生举办的生日宴会，一般都是学生自发的，是一个欢聚在一起吃饭和表演玩乐的机会，当时的学生都很乐于在詹先生的生日聚会上表演。喻红说：“第三工作室有着很亲和的环境，詹先生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什么都没说，但是就是有这么个凝聚力，但是大家就会自己去干这个，学生会跟着他这个感觉去做得比以前更好，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格的魅力。”
追求自由的创作精神
在喻红的眼中，詹健俊起初是遥远和陌生的，直到他们有了更深的师生层次的交流。喻红谈到与詹先生的交谈时说：“我最初是从一些文字的介绍上了解他的，接触后他和我基本更多谈的是艺术创作，另外还有如生活上和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不太谈自己，他更多关注现在社会上发生的事和美术界发生的事情，展览与活动等等。”
当然相对于其他离开学院的学生，喻红与詹健俊先生的来往还有更多生活上的内容，她说：“后来我有孩子了，他的孙女也出生了，我也会带孩子一起去他家玩，其实他蛮生活的，生活中不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人。”
在谈到詹健俊的艺术作品时，喻红对他老师的作品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的，她说：“印象最深的是那批藏族人的作品，画中的那种青春感，生命力表现得是那么的饱满，实在是经典的作品。”在喻红看来相对于同代人而言，詹先生是一个自由且富有诗意的人，“尽管他也画了很多革命主业题材的画，但我认为他内心是一个很有诗意的人，包括那些水潭、枯木以及活着那些舞动的人群，他不喜欢被一个特别具体的形象和身份所限制，他画的所有的人其实都在表达自由。”
喻红和詹先生住的很近，傍晚经常看到他和夫人王老师散步，他们之间也从师生与学院中人拉近到了邻居的关系。飞鸟和胡杨的象征性在近几年越来越强。
在喻红的印象里，詹健俊最大的外表特征就是个特别高，喻红说：“他是一个高品位的人，无论言谈举止亦或服装、家具等等，他对艺术更是有着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如今他80岁了，年龄对于一个画油画的人来说是一个挑战，画油画是一个体力活，能够画那么大的画，他对自己实际上是有着很高要求的。”
对于詹健俊作为学院老师以及其他社会身份的多重集合，喻红认为：“他是很清楚自己要表达的那种风格和内容的，不断进步对于艺术家而言是非常难的，詹老师年龄也大了，社会活动等等占用的时间又很多，还要拿出这么多的精力来画画是很不容易的。老一辈的艺术家从年轻时到现在，积累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尽管那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时代，如今的市场经济更多的关注年轻的艺术家，市场经济下做一个年轻人的展览和画册是不难的，而对一位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先生来说是很难的，他们的作品都分布到四处，博物馆、美术馆、私人藏家或者是国家机构等等等等，而且还要分时间断，做一个有水平的画册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对于后辈的年轻人而言，有一位艺术大师则是能在多方面影响到时代的艺术风格的，喻红说：“詹健俊老师培养了很多年轻的艺术家，有的可能没有受到他直接的教导，但是隔着很多代老师也会受到他的影响，他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他的很多理念包括对于传统的探究以及对社会现象的关注和自由的表达，在很多后辈的艺术家也有很多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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