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三联》代表的是广度，那《人物》就代表了深度。从1980年创刊至今，一直秉承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对人物进行深度的挖掘和剖析，用词极其准确，概括极其凝练。如实的报道，对人物的评价有拨开云雾见本质的效果，往往一语中的。主观的评价不多但却耐人寻味。
《人物》一位实习生去采访作家麦家，采访前，实习生把作家所有长篇小说都看了一遍，光是采访提纲就写了8000字。那天在被植物重重包围的别墅中，在作家孤独而专注的气场中，采访时间一再延长，作家推掉晚上原定的饭局，步步为营走向内心。最终采访时间长达8个小时。麦家后来这样回忆受访的感觉，“说实在的，像我们这些名声在外的人，经常被迫地接受一堆堆采访，也许两个小时对方也会露出疲惫，但这次与你们的合作让我感觉意犹未尽，印象深刻，当然时间之长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想让时间一直停住，让自己继续把自己掏空的冲动居然会那么强烈。
《人物》编辑部内有硬性规定，必须采访到本人——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凭借周边采访和资料写作完成一篇报道，因为我们相信无论何种情况，采访到本人意味着专业、公平、负责的态度。只有采访到本人，你才能获得人物的内心驱动力，这往往是一个人物故事的核心所在。而且，采访到本人，也意味着本人对他自己的故事有最终解释权，让他有机会对那些或远或近的关于他的说法，进行解释与勘误。
对当代媒体，这是挺严苛的自我要求。我能体会到，这是发自内心对文字，对人，对己的尊重。在中国浮躁的社会背景下，在以点击率、发行量之类数字论成败的媒体生态圈中，这种固执的坚守，尤其值得敬重。
我们必须做到千字一个信息源，也就是你平常看到的8000字的深度报道，文中必须出现8个信源。同时，这些信源不能是同质化的，既应有家庭维度上的亲人，还应有事业维度上的工作伙伴和竞争对手；既应有至交，也应有死敌。因为我们相信人物是立体的，信源是帮助记者建立坐标系的最有意义的依据。而这往往意味着更巨大且艰难的工作量，有时我们需要8个信源，但有的信源聊了两三个小时，有效信息只有一句话，甚至没有有效信息。所以当我们说需要千字一个信源时，背后付出的苦功往往比这多得多。如果报道封面人物，那往往是12000字的长文，不可能少于15人的信源。
我感触：这是写作层面的细节，却也呼应了一个平凡却重要的词语：务实。不是为文而文，而是必须言之有物。我愿以此自勉。人物如此复杂，需要更多的视角，更深的探索。
对我们来说，长达半年甚至一年的采访不是偶然。我们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一篇稿子的成熟。
比如，副主编赵涵漠，是《地下室里的沈文裕》一文的作者。她在2013年的5月接到这个选题，而稿件发表时已经是11月。她第一次去沈文裕家，北京亦庄一个总是飘出琴声的小院子，和沈文裕以及他的父母聊了8个小时。但这只是第一次，她不记得在后来的半年里又去了几次。这种感觉很微妙，你知道这是一个好故事，你知道这个故事还差那么一点点，那就再放一放，再去一次。
我们相信真正的采访从第三次开始。因为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人在面对记者时会天然带有“公共面具”，破除公共面具不仅需要记者过往从业的经验（这让他们能提出更老道、更直击核心的问题），更需要记者的耐心与时间。在记者与采访对象反复见面、彼此熟悉的过程中，“公共面具”才有可能慢慢溶解，真正有关人性的故事才开始浮出水面。
我感触：这是匠心。不求“多”“快”“省”，一切“好”字当先。做一个东西，就真想做出一个好的东西。里面那句“真正的采访从第三次开始”，给我触动犹深，《人物》采访如此，生活也是同理。
这些方法，显得有点笨拙。任何一个有过新闻生产经验的人都知道，有时采访时间短、信源少，稿子其实更容易写。当我们进行“灭绝式采访”，获得几十万字的资料后，反倒容易湮没于资料，要建立一个清晰的人物形象变得困难重重。我们写作时往往需要几天，甚至几周去重新消化材料，小心翼翼地搭建骨架，描绘人物。
但这种谨慎、困难、小心翼翼本就应该是新闻生产中必须的环节。那些流于表面的、可轻松获得解释的，本身就值得警惕。谁都不会否认，“人”是如此复杂的存在，认识“人”是极度困难的。作为记者，即便进行了尽善尽美的采访，我们也不会认为那就是“人物”的全部真相，其中永远留有令人难以捉摸之处。越是具有这种自省，我们就越发觉得上述那些笨拙的方法——实际上也是正确的方法——不仅只是在经验上有效、能贡献出真正扎实的作品，而且是令记者、编辑都感到心安的，因为我们不至于提笔怯然，也不至于辜负愿意与我们共同探索人物内心世界的采访对象和读者。
“人”是如此复杂的存在，《人物》用自己的坚守与笨拙悉心记录，打造着高品质的纸媒刊物。
为《人物》叫好！
为《人物》的品格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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