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为什么这样红讲座

萧红为什么这样红讲座

“她从呼兰逃出来，到死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屋子，一直住在不同的旅馆里。中国少了一个家庭妇女或姨太太，多了一个流浪者，一个对自由的追逐者，一个在文学上做出独创性的作家。”

萧红

一身才华，却一生飘零。1942年1月22日，76年前的今天，她带着无尽的怅恨离开人世。

萧红曾对骆宾基说过一句话：“也许，每个人都是隐姓埋名的人，他们的真面目都不知道。我想，我写的那些东西，以后还会不会有人看，但是我知道，我的绯闻，将会永远流传。”

果然！在她离世几十年后，人们对她“绯闻”的咀嚼多于对她才华的关注；对她轶事的评判多于对她成就的崇仰。

· 01 ·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一个小县城的地主家里。那座叫“呼兰”的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所以一年之中，长达四个月皆白雪纷飞。

9岁时，她的母亲去世。原本就冷漠疏离的父亲变得更暴戾恣睢，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都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象白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象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后来祖父也病故，那个唯一给了她爱与温暖的人也离她而去了。

14岁时，萧红由父亲做主，许配给省防军第一路帮统汪廷兰的次子汪恩甲。王恩甲属于纨绔子弟，是个喜欢抽鸦片的瘾君子。

1930年秋，萧红初中毕业，不顾父亲反对，毅然背叛家庭，逃婚来到北平，并进入女师大附中读书。

她想象不到自己娜拉式的出走的后果，求学之路举步维艰。1931年，困窘中的萧红回到老家，怒不可遏的父亲随即将其软禁。与之年龄相仿的姑姑和七婶非常同情萧红的遭遇，于深夜时帮她出逃。

随着天气日渐转冷，在哈尔滨流浪月余的萧红，为了不至冻毙街头，只得投靠在哈尔滨上大学的汪恩甲。

1932年春节，汪恩甲母亲知道儿子与萧红在一起，就断绝了经济资助，汪不得已向家庭妥协。当时萧红已经怀孕，还是遭到了遗弃。挺着大肚子的萧红，交不起租费，被汪恩甲留在东兴顺旅馆充当人质，为免于生产后被卖到妓院里的厄运，她向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求救，萧军、舒群等文学青年先后到旅馆看望萧红。萧军曾在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日后以作家身份成名。

21岁的萧红打动26岁萧军的，是她充满苦楚与悲酸的一首小诗：“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呵，春天来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1932年8月，松花江决堤。由于萧红欠钱太多，旅馆不让萧红离开。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出水困。

萧红后被送医院待产，因无钱交住院费，萧军用刀子逼着医生救人。孩子生下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

出院后，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共同生活在一起。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在《国际协报》副刊发表文章。1933年，她以“悄吟”为笔名，写出第一篇小说《弃儿》。

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她陆续发表了很多小说和散文，从此踏上文学征程。

从萧红情窦初开，到最后客死异乡，在萧红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莫过于与萧军同甘共苦的6年。

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交付了房租，便囊空如洗，再没有多余的钱租被褥；在哈尔滨滴水成冰的冬天，他们用脸盆喝过水，整天就一起啃一块干粮。食不果腹，三餐不继，“活着”成了最大的问题。饥寒交迫的两个人，互相取暖，他们性格上的，三观中的诸多矛盾，也都被暂时掩盖起来。直到萧军找到家教的工作，两个人的手头宽裕了一些，就一起去下馆子喝羊汤吃猪头肉。这段被萧红称为“没有青春只有贫困”的生活，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1934年11月初，两个人前往上海，结识鲁迅。不久，她第一次以“萧红”为笔名的长篇小说《生死场》在上海出版，在文学界引起巨大轰动。

鲁迅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萧红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文坛知名的女作家，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

那时，萧军也已成为一名实力派作家。按理，当生活的境况改善后，他们更应该举案齐眉，惺惺相惜。但广阔新天地却让他们的裂痕不断加剧。

曾经，他是她的桃花源，也是她的避难所。她炽热的身体与灵魂，全部给予了他。他就像她在沙漠中跋涉的孤旅者，在濒死的边缘，遇到的一方绿洲。她啜饮，她吸附，就像一个渴爱的孩子，穷尽所有的贪恋。

但一个小女人，一个大男人的结合，弄得好，是我的光热温暖你的冰寒，以我的皎月一轮照彻你的无边黑暗；啮合得不好，就是南辕北辙，就是大相径庭。更何况她不会若即若离，不懂适可而止。她生来就是一只飞蛾，遇到他，她倾其所有，全力以赴。

但是，当他需要的只是一条小溪的时候，你给他的浩瀚海洋会淹死他；当他要的是温良恭顺，你的桀骜不驯便成了他的心头刺。最致命的是，那时他的暧昧之事不断传到她的耳朵里，导致他们的冲突不断，性格暴躁的萧军最后对她拳脚相加。萧军晚年时坦承，当初并未拿萧红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你看，她不过是他人生规划外的“副产品”，所以他认为自己有这样的“特权”：可以予取予夺，可以移情别恋。

· 02 ·

1936年7月，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只身东渡日本。萧红把自己在日本留学的那段时间称为“黄金时代”，在很多人看来未免匪夷所思。毕竟，那么多痛苦加诸一身，无论是萧军对她感情的背叛，还是她爱戴的人生导师鲁迅的逝去。那段时光，也许是她生命中最宁静的时光了吧，没有颠沛流离，没有争吵打骂，人生的一切凄苦，都因为隔山隔水，因为暂时被阻挡在千里之外，也不那么令她感觉悲怆了。

在此期间，她昼夜不息，写出了《红的果园》《孤独的生活》《家族以外的人》等诸多作品。

但随着两人的裂痕变成沟堑，各走各路便成必然。

两人在1938年4月初公开分手，但在分手时她已怀上了萧军的孩子。

可是，享受过温暖的人，就不能在极寒中多捱一天。

萧红和萧军分手后，将自己的另一次婚姻给了同样来自东北的作家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端木身材瘦高，说话和声细语，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豪放、野气形成鲜明对比。此前，在很多作家争论问题时，端木一般都站在萧红一边。

尤其让萧红感到欣慰的是端木“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这是其他朋友没有做过的。

不能比翼齐飞，哪怕过上踏实温暖，有人知疼知热的小日子也是好的；在没有拳脚相加，没有绝望的泪水相伴的小确幸里，和那个人在烟火气十足的生活中，白头到老也是好的。

1938年4月，主持婚礼的胡风提议新人谈恋爱经过，萧红坦言：“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她并没有因此获得爱的救赎。

两人婚后不久，日军轰炸武汉，端木蕻良为当战地记者，留下怀孕的萧红，一人前往重庆。她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其后萧红历经磨难到达重庆。1938年年底，萧红在白朗家生下一子，产后第四天，孩子即夭亡。

1940年，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香港沦陷，萧红同意他先撤离，他便抛下萧红，独自逃亡。

从1940年1月到1941年6月，在逼仄破旧的陋屋中，在贫病交迫里，她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一生中最为成熟的作品：《马伯乐》《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她仿佛早已预知时日无多，要拼尽全力，发出最后又是最灿烂的光芒。”

1942年1月12日，久被宿疾困扰的萧红，渐感不支，求医心切的她被庸医误诊为喉癌而动了手术，术后的萧红不能饮食，无法说话，痛苦不堪。

1月18日，病情急遽恶化的萧红被端木蕻良和骆宾基转入香港玛丽医院。

次日深夜，自感时日不多的她在一张纸片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月22日，萧红带着无尽的怅恨离开人世。

萧红死后，她的一半骨灰埋在浅水湾，而另一半，则被端木蕻良买了一个花瓶，偷偷埋在西环半山的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里。

1957年，萧红的骨灰被迁葬于广州的银河公墓。一生飘零，至死都未再回故乡。

在《呼兰河传》里，她写道：“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时自古也是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

这对那些挣扎于时代和命运最底层，最终又被悄无声息地毁灭的人们的喟叹，仿佛也是她短促而坎坷一生的写照。

· 03 ·

多年后，有女作家将她生前的经历多舛归结为“堕落”：“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从一种攀附到另一种攀附，从一种被弃到另一种被弃。”

甚至有人管中窥豹，分析她生前的种种行为，做出“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妄断。

何其刻薄！

一个“作”字，就轻轻抹去了太多的罪愆，仿佛她一生的苦难与早逝都是她咎由自取，皆该由她一人来承担。就像鲁迅先生的《祝福》里，当柳妈知道祥林嫂被迫再嫁后，质问并讥讽她：“我不信。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他力气大。”甚至冷血地说，“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

你看，往往相残的，竟是那些喜欢居高临下的同类。

人生的悲剧莫过两种，一种是命运悲剧，一种是性格悲剧。

前者，覆巢之下无完卵，被时代的洪流、社会的泥沙、家庭的阴霾所裹挟，所倾轧，直至被损害，被牺牲。面对数次被抛弃的结局，就如萧红所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她曾无数次以孱弱之躯去抗争，但大多时候都是从一个虎穴跳入另一个泥潭。一生多病，没钱看医生，没有固定地址、家庭和工作，辗转于出逃中，战乱里和不断的背弃里。

至于性格悲剧。有人说，“人缠不过自己的性格，常常在万籁俱寂时，在走投无路时，以刀铤与自己短兵相接。”能战胜的，兵不血刃；战胜不了的，则受困于自己的“死穴”。自小就没有被爱眷顾过的孩子，一直让她汲汲于去寻求一份温暖，一束光亮，她不知疲倦地趋奔，朝着所有希望的方向，努力地去修补与疗愈生命中的那些缺失与暗疾，意图在乱世里和苦难中暂得栖身，容她不肯沉沦的倔强，赐她与常人一样的幸福。她曾说过：“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我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但最后，她一次次铩羽而归，就像那个逐日的夸父，直至绝倒于途中。她死于时代，死于际遇，死于庸医，也死于自己对生命，对自由，对爱的渴望。

“她从呼兰逃出来，到死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屋子，一直住在不同的旅馆里。中国少了一个家庭妇女或姨太太，多了一个流浪者，一个对自由的追逐者，一个在文学上做出独创性的作家。”

萧红笔下的两个女性人物

《生死场》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偏僻小村庄二三十年代发生的日常生活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字里行间描摹着中国人于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

[if !supportLists]1. [endif]金枝

金枝是十七岁那年同村子里的成业发生关系的，就在河湾的高粱地里。她惴惴不安，担心自己怀孕了，成为母亲的耻辱。但他们的关系还是被村里人察觉了，渐渐有流言升起。她虽然感到痛苦，但这时她还是个对爱情、对婚姻充满期待的少女。成业也还是喜爱她的。年轻的男人总是热情而又自以为是，他们绝不会想到，成家后的他们会变得暴躁而恐怖，像成业婶婶说的“我怕男人，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他”一样。怀着孩子，也怀着对婚姻爱情的憧憬，金枝嫁给了成业。

“刑罚，眼看降临到金枝的身上，使她短的身材，配着那样大的肚子，十分不相称。金枝还不像个妇人，仍和一个小女孩一般，但是肚子膨胀起来了！快做妈妈了，妇人们的刑罚快擒着她。”萧红把女人的分娩叫做“刑罚”。农村里的生产近乎是野蛮的，它和猪生小猪、狗生小狗一样。女人在房间里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生产，而男人只有不耐烦甚至痛恨。

这时出嫁不到四个月的金枝也渐渐感到了男人是这个世界上炎凉的人类。她和别的村妇一样，渐渐学会诅咒自己的丈夫。那不是她一个人的命运，那是她们共同的命运。她们需要起早贪黑地干活，需要毫无怨言地服侍丈夫，需要忍受丈夫的辱骂和拳脚，身怀六甲也一样。她们像男人的老妈子，也像男人的性工具。男人是自私的，临近生产，成业与金枝发生关系，险些让她丧掉性命。她们的生命很廉价，但也很顽强。金枝生了小金枝，但她的生活并没有好转。她又开始忙乱起来，照顾家庭、照顾孩子，为生计、为生活和丈夫吵打。这样的生活似乎没有尽头、没有希望，也没有趣味。

但虽然金枝没有了爱情，也没有和平的婚姻，她还有她的小金枝。可是，可怜的小金枝，出生还没有一个月，就在爹娘的争吵中被爹爹活活摔死了。小金枝被扔到了乱坟岗子，被狗扯得什么都没有，似乎她从未来过这个世界。生命在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淡漠。

再后来，成业也死了，她成了年轻的寡妇，回到了娘家。

从少女到寡妇，从懵懂无知到饱经沧桑，金枝不过过了十年。这十年里，爱情的流失、婚姻的不幸、家庭的贫困、女儿的惨死、丈夫的死亡，排山倒海地扑向她。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命运，是生死场中所有农妇的命运。她们在生死中搏斗，与男人搏斗、与庄稼搏斗，但依旧躲不过命运。

后来日本人来到了村子，他们抓女人。凡是年轻的女人，他们都不会放过。农村也容不下金枝了，她独自一人到城市去。在城里生活又谈何容易呢？她睡在小街的阴沟板上，和木桶里的小狗一样被人忽视，像蝼蚁般微小。她和那些街头流浪人一起挤在小饭馆门前，难看地等着最后的施舍。可幸她还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找到了缝补的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住的地方很恶劣，“全屋五丈多长，没有隔壁，墙的四周涂满了臭血虫，满墙拖长着黑色、紫色的血点。一些污秽发酵的包袱围墙堆集着”。但她还是很幸福，她赚的钱多了。可是幸福并没有降临多久，她辛苦赚的两块钱就被人抢去了大半。而实际上，她所从事的缝补工作大多是为单身汉服务的，也叫“缝穷婆”。缝穷婆全都逃不过单身汉的手，即时金枝再小心，她也仍然不例外。第一次的“赚钱”，“羞恨摧毁她，忽然患着传染病一般”。

金枝绝望了，她好不容易勇敢地走进了城市，羞恨又让她无法在城市立足。作为一个传统的本分的女人，她的内心深深地受着折磨。可是母亲却不知情，她希望女儿能挣更多的票子，催促女儿赶紧回到城市。农村、城市，都没有金枝的立足之地了。她的命运，从一个寡妇堕落了。可是她没有选择，村子里的妇女和她一样，都只有两条路：一是被万恶的日本鬼子抓去，二是逃走。但单凭她们弱小的力量又怎么可能在乱世中独立生存呢？最终殊途同归，都是出卖肉体，沦为男人的玩物罢了。

绝望的金枝决定要去当尼姑了，可是战乱让尼姑也跟人跑了。尼姑当不成了，金枝要何去何从？除了金枝，还有太多的女性受着这样或那样的苦痛。王婆，一个饱受磨难的老妇人，受第一个丈夫虐待和抛弃，嫁给第二个丈夫。可是第二个丈夫病死了，为了生存她又不得不嫁给第三个丈夫。后来，儿子死了，她痛不欲生服毒自杀，奇迹般活过来后，又面临了女儿的死讯。月英，一个贫农家美丽温和的少妇，患病瘫痪在家，受尽丈夫的苛责和虐待后痛苦悲惨地死去。像她们一样背负着苦难的个体又该何去何从？

2.塑造金枝的目的

在解读《生死场》的近七十年历史中,民族大义的话语占到了长期的主导。东北的沦陷使得几乎所有的阅读者都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抗日题材作品。但是,这样的角度却无法解释年轻的萧红为什么如此迷恋描述女性的生育、死亡以及病痛。激进的女性主义为这一文本的解读提供了另一个角度。西蒙·波娃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曾说过“即在所有的雌性哺乳动物当中,女人所受到的异化最深(她的个体性是外部力量的牺牲品),同时她对这种异化的反抗也最为激烈;在其他雌性中,生殖对机体的奴役并没有如此专横,如此让人不情愿接受。”[3]而我将从这方面进行论述:将民族国家的命运与女性身体的相联系。即在民族国家话语的掩藏之下,关心的是女性身体本身。而金枝就是萧红笔下寄托自己对“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

3.从金枝的命运中反思《生死场》中人性伦理的冷漠

首先是亲人人性伦理关系的荒凉。亲人之间的关爱与呵护是最令人感动,也是最无私的,尤其是母爱,它的存在更是不容亵渎的。但在萧红的笔下,金枝与她母亲的关系却是平淡、荒凉的。在生存的苦难中,母女之间的亲情都被贫穷所遮蔽。在艰苦的生存条件下物欲是可以战胜亲情的,在贫穷生活的压迫下,伦理道德的亲情观念在母亲脑子里消失了。“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5]活着的目的只是生存,在生活面前人的地位降低了,低到连茅草都不如。

然后是两性之间伦理关系的麻木。《生死场》中并没有把爱情描绘成苦难男女的心灵慰藉,成业在婚前对金枝的迷恋与追求。但是,婚后金枝却没有体验过为人妻子的幸福,婚后贫苦的生活是成业变得粗暴,他甚至向金枝“飞来饭碗”,把“爱”字抹去,突出了一种“欲”,这种动物的本能。当小金枝匆匆降生才一月,又带着怨恨和不甘离去时,这个家庭的冷漠关系达到了极致。死的不单是一条生命,还代表着这种并非爱情的两性关系的死去。男权社会严重吞噬女性生命的活力,同时女性自身心灵的麻木与奴性心态,又让这种悲剧发挥到极致。

最后是一般人伦理关系的冷漠。金枝的悲惨命运还表现在一般人之间的关系的冷淡、隔膜、无视上,母亲对于金枝未嫁而孕,她没有一点心疼、同情女儿,“泪水塞住了她的嗓子,像是女儿窒息了她的生命似的,好像女儿把她羞辱死了!”[6]母亲如此,村人更不可能对金枝表现出善意,因为金枝侮辱了她们认同的女性伦理道德,村人对金枝是鄙夷、嘲笑的尽管不声。金枝变成寡妇离开村子出来谋取出路。到了哈尔滨,可是却没人帮助她,她只能睡在阴沟板上。当她有一份“缝穷婆”的工作时,因为不懂得这里生活,常会闹笑话,工友们总会嘲笑、戏弄她,在她步入“缝穷婆”的必经之路时,工友们已经麻木,见怪不怪。金枝回到村子把赚的一点钱给母亲时,母亲只关心钱,却没有感到女儿的内心痛苦,女儿从妈妈这儿也寻不到一点安慰。工友们的麻木,母亲的故意忽视,世态的炎凉,金枝终于无法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去。在人性关系中金枝处处碰壁,亲情的荒凉,爱情的麻木,友情的冷漠,让金枝失去了生存的动力。

4.金枝的典型意义

1.以金枝为代表的女性悲剧

首先的是作为男权社会下女性身体的悲剧。女性对爱情都有朦胧的期待,但作为女人的存在,无论是天真温顺的金枝还是温柔美丽的月英都仅仅是男人泄欲的工具盒传宗接代的生殖机器。

然后是农村妇女难逃的厄运,生产与疾病,生产对于女性来说就是一个生死场,面对分娩的痛苦和男性的冷酷,侥幸闯过生死关,也难逃生老病死的自然煎熬。作为男权社会下的女人们,封建思想和伦理强迫她们必须一心为家庭操劳。金枝所幸有着年轻健康的身体,还能尽到一个女人对丈夫,对家庭的“本分”,对于男人她还有利用的价值,但金枝的命运还是难逃悲苦,她过着丈夫暴虐,女儿早夭,受城里男人和日本人的凌辱及极度困苦的生活。

2.通过金枝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在贫穷面前,人的自私、自利、冷漠无情的缺点完全被揭露出来。人性关系之间的残缺与冷漠,成了社会的普遍现象,女性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生活得更加悲惨。萧红借金枝的悲剧命运诉说女性这个群体生存的困难,人的生存只是简单意义上的生存。社会的伦理观念被抛之脑后,人性的自私、麻木在贫穷生活中处处可见,尤其是在战争的催化下更是达到了极致。残酷的战争,极度的贫困,可怕的瘟疫,加上封建伦理的禁锢和男权文化的统治所形成的社会性内容,不但不能提升和完善女性人性,而且女性最基本、最合理的自然性欲求也会被肆意毁灭。

3.折射出的民族心理

(1).金枝的女性救赎意识

金枝“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在男尊女卑的旧社会里恨男人,在潜意识里其实是女性反抗意识的发展,是女性救赎意识的萌芽。相对于麻面婆“她一遇到不快时,或是丈夫骂了她,或是邻人与她拌嘴,就连小孩子们扰烦她时,她都是像一滩腊消融下来。”[7]从意识上完全沦为男权社会下任劳任怨的奴隶,她从未从思想上想过反抗,更不会有女性的救赎意识,所以麻面婆的人生注定悲剧。相对于麻面婆的从不反抗,金枝的“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就显得非常的难得可贵了。金枝想去做尼姑去,因为她从心理上不大愿意去出卖自己的肉体赚钱,她已经意识到要找一条有尊严的路,即使清贫也不怕,于是,她想到了当尼姑;这是金枝女性救赎意识的强烈呼唤。因为有着强烈的女性救赎意识,即使母亲很鼓励她回城里赚钱,但她也并不是完全听母亲的话,她想去当尼姑,这是她的女性救赎的第一个行动。但是因为日本鬼子的侵略践踏,她连做一个清贫自怜的尼姑梦想都幻灭了。因为庙庵早已空了。

(2).通过金枝折射出民族软弱性

金枝由“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到“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7]她已经由女性的自我救赎意识开始上升到了反抗外来侵略,在升华到了拯救愚昧软弱的中国人,直戳我们中华民族的软弱性。金枝为什么恨中国人呢?因为当民族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想的并不知如何的抵抗,而是如何的躲避,这不仅仅是一种不团结的表现,还是一种普遍的民族软弱性。中国是一个多么地广人多的大国,但却因其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与民族软弱性,让一个小小的野蛮之国——日本给欺负凌辱到家门,这时想的竟然还不是如何的反抗与保家卫国,而只是懦弱与躲避,这样的不自强的国家还有希望吗?这些都突出表现萧红寄托金枝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呼唤。

结论

从金枝的爱情婚姻生活到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蹂躏到去哈尔滨谋生,但是,都市里的的生活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容易。一个乡下的小寡妇在动荡的年代,人吃人的社会将如何生存?在城里处处受压迫生活日子里,她处处想念着母亲,为着钱,为着生活,她还是在心理暗示下半推半就的被一独身汉子侮辱了;再到羞恨含泪的回乡,但是,母亲拿着金枝赚的的钱,她忍不住笑了,母亲只关心钱,却没有感到女儿的内心痛苦,女儿从妈妈这儿也寻不到一点安慰,以至于最后金枝想出家。我们发现萧红在描绘金枝的人生之路中隐喻着她观照女性的生命编码。离乡,进城,返乡,爱情,宗教,不仅是现代文学史上早期女性作家们探索女性生存救赎之路的几种基本模式,也寄寓着萧红自身多舛的人生际遇和不屈的悲壮反抗。而金枝在小说中的结局,作者提出“金枝又走向哪里去?”并没有明确的回答,但通过对残忍的现实的描写,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或者被践踏而死,或者反抗而生,别无他途。折射妇女只有走觉醒抗争的道路,才能获得另一种平等、自尊、民主的美好人生。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