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张欣和王尔利的新婚妻子是初中同学,兼最要好的闺蜜。大学毕业刚满一年,是在外省师范上的英文专业。毕业后回到本省找了几家工作都不合适,没呆几天就主动离职,积攒下微薄的薪水付房租都捉襟见肘。尽管难为情,还是向家里要了八千块的“补助”,缴清房租水电后,收拾好行李,到同在省城开混沌店的姑姑那里住了几个月。期间对外宣称要静心读书,考取公职,三个月后宣布放弃,同时在一家小企业做起经理秘书来。上了一个月班后从姑姑家搬出来,在网络上找了个合租的女生,带着大包小包的就搬了进去。
可巧的是,张欣的住处离子涵也就三站路,沿着大街走到十字路口再拐过一个站就到了。于是当晚出了火车站后他俩便同乘一辆的士。原打算先把张欣放下来,再开往子涵那。但张欣的行李实在太多,子涵自然要帮忙送上去,司机也等不了子涵,结了账就开走了。
子涵两人便时而一左一右,时而一前一后,或扛或拽或抬,终于把行李搬到张欣家里。张欣见子涵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便要洗一条毛巾给子涵,还从冰箱里拿出一个苹果削起来。子涵不好意思呆太久,几口就吃完苹果,道了谢就要走。临别前张欣主动留了子涵的手机号,并表示改天还要请客致谢。
离开张欣的住处,子涵才感觉到浑身的酸麻。真搞不懂女孩子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行李,除了一个大号拉杆箱,还有整整两大编织袋的衣物。而自己还是那个干瘪的背包,挎在肩上毫不费力。
还好这次是瞒着家里回去,否则也免不了带一大堆物产回来。子涵记得每一回离家,父母总是把大包小包填得满满的。有洗得干干净净的装在透明塑料袋里的猪肚;有才从市场打来的混沌馅;有到超市里一粒一粒挑来的黄豆,花生;有特意赶做出来的粉丸,交代着到了省城一回到家就可以热了吃,省得到外面吃那不干不净的,甚至连煮粉丸的配菜也一并包好塞进来;料酒是必定少不了的,那是自家酿的,比不得外头买的,蓄在储物间的一个大酒缸里,一年到头也难得开封一次,到了冬天用这料酒隔水炖瘦肉外加两枚土鸡蛋,那香味……而土鸡蛋呢,一个一个填满了洗净的塑料花生油桶里,并用泡沫球间隔开来。每次把填满鸡蛋的油桶发到朋友圈里,朋友们个个称奇,绞尽脑汁也不知道偌大的鸡蛋是怎么一个个塞进去的。一到这时候,子涵总是得意洋洋地卖弄起关子来:我也不清楚啊,这还得问我老娘去!
穿过这个逼仄的小巷,就要到家了。小巷进来是一潭铺满浮游植物的死水,周围砌着老旧的石栏。死水边上是一间供奉着“赵天君”的小庙,庙门上的门神和庙檐上幽幽的灯光总叫晚归的人胆寒。正对小庙是一方高起的戏台。戏台与小庙间的一片开阔地带上,隔三差五就架起蒸笼摆上十桌八桌的,这是附近的当地居民在办红白喜事。有时却是排满临时的座椅,只见戏台上是敲锣打鼓你方唱罢我登场,戏台下是人头攒动喧嚣鼎沸。
绕过戏台,就是子涵所租住民房的死巷了。子涵正要点亮手电筒进去,随着平地一声断喝就被抓进旁边一间小炒店里。子涵被吓得还没回过神来,抬头一看头都大了。只见当中一张大圆桌上支满七零八落的啤酒瓶,摆满残羹冷炙的桌旁围坐着的人早已经喝得七荤八素的,马上就有两个人站起,一手掐着半截烟头一手拽着子涵入座,旁边的人有喊加菜的有喊上酒的。
“陈——陈工啊,我——我说,今天,怎——怎么喊你喝酒都——都不来的!”光着膀子的黑脸大汉敬上一支烟,又随手从桌上摸来打火机,估计这打火机是被酒水湿过,怎么打也打不亮。旁边的圆脸大汉一把推开黑脸的手,摸出自己兜里的打火机就往子涵眼前递,只见寸把高的火光“噌”地一声就串起来,把半截烟头都熏黑了。
桌上的酒又都满起,七八个杯子碰到一块,所有人皱着眉头一仰而尽。放下酒杯,子涵给身边的人斟满,又给自己满上。“酒杯不能空”,这是来到这个厂子后才学来的规矩。对面又递来一只烟,子涵欠着身子接过来。抽烟,也是来这个厂子后才染上的恶习。还记得面试那会,斯斯文文地戴着新配的眼镜,规规矩矩地夹着文件包,人事领着的一路上还在默诵待会可能会用上的英文简介。走进总经理的办公室,正当中坐着的那个花甲的台湾佬,抬头第一句话就是,“抽烟不?”正踌躇着说“抽”还是“不抽”呢,人家已经递上来坐回去了。台湾佬自顾自点起烟来,抽了几口,在烟雾缭绕中打量着面前的菜鸟,又在办公桌上早已堆满烟蒂的铁盒茶叶罐上弹了弹。
面前的都是厂里的同事,大都租住在附近,住处离厂子也不远,都想着抓住周末的尾巴把酒放纵一番,以泄平日生活的压力和工作的压抑。子涵是厂里的质量工程师,面前有五位是生产部门的调机员,两位是质量部门的组长,子涵的下属。
在一个粗犷生产型的老台企里,质量部门和生产部门永远是水火不容的存在。生产部门无论调机员还是操作员,心里想的永远是产量,产量!产量就意味着绩效,意味着奖金。每个调机员都管着厂里的三五台机器,每台机器前每日每夜都站着一位两班倒的操作员,操作员大都是四五十的大叔大婶,他们文化程度不高,附近技术含量稍高的企业不是他们的容身地。他们只能一天十几小时站立在轰鸣的机器旁,扎着围裙,戴着口罩,机械地从身边的铁框里抓取毛坯,再机械地把毛坯安放到转动的机台上,同时要把转了一圈已加工完毕的成品及时取下,放进另外的周转筐里。一天下来,他们的手早已被切屑液、冷却液泡得发白,浸得起皱,身上散发着汗液、机油、切屑液混杂在一起的不可名状的味道。可好容易等到下班的铃响,下一班的员工早已等待在机器旁跃跃欲试时,他们还舍不得下来,他们还要争分夺秒地再生产一个产品,多赚一份工钱。
而质量部门的巡检员们,就像“大王叫我来巡山”的“小鬼”一般——而她们也确实大多是十八九岁的姑娘,逡巡在整个生产车间里,在规定的时间出现在规定的机台旁,随机抽取那些可以做他们大伯大婶的操作员们生产出来的零件去做测试。一旦发现产品异常,轻则及时通知调机员来调整机台参数,已生产的产品特认放行。重则予以贴红牌停机整顿,之前生产的产品全数隔离待检,往往全数检测后发现都是废品,悉数报废。这下还得了,机器停了,产量哪里来,效益哪里来?之前生产的东西悉数报废,天呐!脾气大点的操作员,巡检员刚给机器贴了红牌,前脚刚走,后脚撕了红牌继续生产。你还敢把我的产品拖隔离区?我硬要拉回来。而质量巡检员也不干呀,我不监督你的质量,我的工作职责怎么体现?我这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你的次品放了,厂里的出货检验那关怎么办,被发现了还不是我自个遭殃?就算走了天大的狗屎运让次品逃过了出货检验,这些东西到了客户那里客户跳起来怎么办,你的产量和绩效倒是上去了,还不是我被骂个狗血淋头哑巴吃黄连?
所以呀,每天在生产车间里,巡检员、巡检组长和操作员、调机员轻则演几场“文斗”,隔三差五再来个“武斗”也是不稀奇的。底下的一线员工们闹到楼上的办公室里,吵着要各自的主管主持公道的,吵着要看监控录像的那都是常事。所以呀,子涵的日常工作除了正紧的事务外,还包括了在这些大伯大婶小弟小妹间摆事实,讲道理,和稀泥,动以情晓以理。这可不是什么省心的工作,引火上身的事是常有的,双方吵着吵着,苗头往往还窜到你这和事佬身上。生产部门的大伯大婶们喷你调教无方,本部门的小弟小妹们又怼你对“敌方”不够强硬。往往一天下来弄得自己是身心俱疲,常常气得饭也不吃,躲在厂子的某个旮旯处“吧嗒吧嗒”地抽闷烟。
好在大家也还都公私分明,上班哪怕吵得再凶闹得再厉害,下了班两个部门的聚在一块,平时闹得最凶的彼此敬酒反而敬得越勤快,大家一醉泯恩仇嘛!谁不都是为了多赚工厂几块钱,生活不易,大家彼此体谅,厂里的矛盾带到厂外来那就不智了不是。
酒足饭饱后,早已是第二天的凌晨,一伙人东倒西歪地走出小炒店。男的个个岔开腿站在石栏边,把尿撒在池面上。两个巡检组长一口一个“流氓”地笑骂着跌跌撞撞地走在前头。子涵摸进死巷,只觉得天旋地转,如同踏着舢板一般,满肚子的酒肉就像开香槟一样猛然间从喉咙涌出。
摸出钥匙开了大门,抓着栏杆一阶一阶地攀到四楼。进了家门开了灯,先到阳台看看那只呆兔子。阳台的门刚开了个缝,呆兔就拱进来满屋乱串,预留在阳台地板上的草料、兔粮早已被啃食殆尽,只留下细微的草末和短粗的草根。压着石块的饮水盆也被掀翻倒扣在一旁。阳台角落的三角形状兔子专用“厕所”也是满坑满谷的。捏着鼻子快速地把“厕所”拎到卫生间里倒了,再用一大桶水冲下去。然后把卫生收拾一遍,重新换上草料和兔粮,给饮水盆添了些凉白开。当阳台里传来呆兔“窸窸窣窣”的啃食声时,屋里的子涵早已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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