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龟兹音乐

        第一次来到库车，这个在历史上多数时间被叫做龟兹的地方。参观了龟兹研究院和库车王府，原计划当日要赶回乌鲁木齐，不料所有航班都已满员，所以就去登记了家宾馆，等待第二天的飞机。

        时值九月，秋意已越过天山来到了塔里木。夕阳照着边城，空气中弥漫着怡人的清爽。看着街上熙攘的人流，听着远处传来的歌声，忽然想起唐人李颀的诗：“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于是突发奇想，决定去探寻一下一千三百年前的龟兹古乐，聆听一下大唐的声音。

        路边叫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个维吾尔族小伙，能说一点儿普通话。我简单讲了我的意思。他略微顿了顿，问：“麦西来甫？”按我的理解，麦西来甫差不多是维吾尔族所有歌舞的统称，于是就点了点头。城市不大，车一会儿就停了下来，小伙子指了指路边，说到了。下车一看，原来是一家酒吧，维族人开的酒吧。我怔了怔，这离我的想象未免太远了！按我的本意，是要到古城的一角，千年古树下，听老人们在薄暮中弹着古老的曲子，唱着古老的歌谣，那中间想必有穿越千年的古音。哪成想居然是一家时尚的酒吧。我在门口足足站了有几分钟，忽然哑然一笑：这是2018年的库车！历史的长河已千折百回，多少人和事----欢乐与痛苦，成功与失败，梦想与失落，荣耀与平凡，尊严与屈辱，正义与邪恶，爱与恨，情与仇······一切的一切，都已消失在塔克拉玛干的千年风烟之中，哪里还能找到当年的声音？当然，在酒吧里喝着乌苏，品着穆塞莱斯，欣赏着热烈奔放的麦西来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但毕竟与我的想象差距甚远，况且自己孤身一人，如果遇到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朋友拉上一起喝酒，醉了怎么办？再加上离营业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所以决定打道回府，沿着来路走回宾馆。

        这是我寻找龟兹古乐的的一段小小经历。

        龟兹是我国古代西域有名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中，龟兹势力仅次于乌孙，辖境包括今天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等地，人口达8万余人。张骞凿通西域后，一段时间内，龟兹还在汉庭与匈奴之间摇摆。公元前66年，龟兹王绛宾迎娶解忧公主的女儿弟史为妻。翌年，二人入长安，居留达一年之久。回到龟兹后，大力推行汉朝的制度和文化，国王及大臣皆佩戴汉印绶，以汉朝臣属自居。公元前60年，汉宣帝置西域都护，治所设在龟兹辖境的乌磊，开始对西域行使管辖权，标志着葱岭以东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东汉班超定西域，设都护府于龟兹之它乾城。曹魏、西晋皆对龟兹实施有效管辖。东晋南北朝至隋，龟兹先后依附前凉、前秦、后凉、柔然、北凉、北魏、突厥等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唐朝统一西域，龟兹是著名的安西四镇之一，绝大多数时间也是安西大都护府的所在地。太宗朝及高宗朝，几代龟兹王还被任命为龟兹都督府的都督。唐后期，吐蕃占据河西，西域与中原隔绝，龟兹受西州回鹘控制，人种逐渐回鹘化。大约在北宋后期，龟兹被喀喇汗王朝吞并。从此，龟兹作为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南宋经元到明，龟兹一带先后被西辽、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统治。1758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改龟兹为库车。为表彰当地维吾尔族首领米尔扎·鄂对协助清军平叛有功，乾隆皇帝加封其为回部亲王。到新中国成立时，世袭亲王共计十二代。第十二代亲王于2014年去世。原来的库车王府1937年被军阀盛世才毁坏，现在的王府是根据十二代亲王的回忆于2004年重建的。第十二代王妃目前还生活在王府之中。

        龟兹地处塔克拉玛干最大绿洲和丝绸之路要冲，地理位置优越，是汉唐文明和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等文明的交汇地，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其中最具影响的是佛教文化和乐舞艺术。

        佛教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曾是龟兹的国教。不少研究者认为，中原佛教极有可能是经由龟兹传入。克孜尔千佛洞始建于三世纪，是我国开凿最早的佛教石窟。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佛教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就出生在龟兹。《晋书·四夷传》记载：“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玄奘取经路过龟兹，受到君臣百姓和几千名僧众的夹道欢迎。玄奘在此传经、讲学达两月之久。玄奘后来在《大唐西域记》中纪述屈支（龟兹）“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每逢行像节，“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直到宋朝建立，龟兹依然是佛法昌盛、香火鼎旺。被喀喇汗王朝吞并后，在刀与剑的威逼之下，龟兹人被迫放弃奉行了上千年的佛教，改宗伊斯兰教。十四世纪中叶，东察合台汗国的秃黑鲁·帖木儿汗通过战争等强制手段，将伊斯兰教推行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盆地和哈密一带。宗教战争使西域盛极一时的佛教文化遭到严重破坏。随着梵呗声的消散，包括克孜尔千佛洞在内的龟兹石窟从此埋没在塔克拉玛干的黄沙蔓草之中，直到二十世纪初被日本、欧洲探险家发现并再次遭到劫掠。1961年，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喇千佛洞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克孜尔千佛洞和苏巴什佛寺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龟兹乐舞是西域乐舞艺术的代表，玄奘《大唐西域记》称其“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现存的龟兹壁画中，音乐舞蹈形象比比皆是，乐器达二十七种之多（也有说更多的）。乐器中既有龟兹本土的五弦琵琶、羯鼓、觱篥，也有中原的排箫、笙，还有波斯、印度的竖箜篌、贝蠡，等等，充分反映出龟兹乐舞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

        龟兹乐舞的东渐始于西汉。根据《晋书·乐志》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摩诃兜勒》一曲，音乐家李延年以之为基础，“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有研究者提出，《摩诃兜勒》是龟兹盛行的乐曲，所以这应当看作是龟兹乐东渐的开始。从汉宣帝到汉哀帝，几代龟兹王多次入长安，在学习汉朝礼乐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龟兹的乐器和乐舞技巧，促进了龟兹艺术的东传。所以北宋诗人沈辽说“龟兹舞，龟兹舞，始自汉时入乐府”。但龟兹乐大规模传入中原还是在十六国时期。382年，前秦大将吕光征西域，从龟兹带回大批乐师和大量乐器。吕光在凉州建立割据政权后，把龟兹乐加以改编，糅合当地音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凉乐”。北魏统一北方，龟兹乐开始在中原盛行。北齐皇帝高洋耽爱龟兹乐。北周至隋，从宫廷到民间，龟兹乐大行其道，至唐朝达到高潮。隋朝七部乐、九部乐、唐朝十部乐，龟兹乐均占据重要地位。隋朝九部乐中，外族音乐三十九曲，龟兹乐就占了二十曲。唐朝十部乐中，龟兹乐器最为丰富。唐玄宗改十部乐为立部伎和坐部伎，八种立部伎中有五种采用龟兹乐，六种坐部伎中有三种采用龟兹乐。唐朝政治家、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数百首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以至于出现了“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元稹）、“洛阳家家学胡乐”（王建）的盛况，一如1980年代开始流行近三十年的港台风。著名的《秦王破阵乐》《霓裳羽衣舞》就融入了龟兹乐舞的诸多元素。唐玄宗酷爱羯鼓，能熟练演奏《耶婆瑟鸡》等羯鼓曲，宴会时还经常会亲自击鼓以助兴。李商隐有诗记述：“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宋璟盛赞唐玄宗击鼓“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唐玄宗一次和大音乐家李龟年论起击鼓之事，说自己敲坏的鼓杖已装满四大柜子（“杖之弊者四柜”）。

        “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龟兹乐舞东传过程中，在吸收中原艺术精华、丰富和发展自身艺术的同时，也为中原艺术补充了新鲜血液，推动了中原艺术的革新。

        龟兹大音乐家苏祗婆，是我国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568年，北周武帝宇文邕迎娶突厥公主为后，突厥可汗组织了一支三百多人的乐舞队陪嫁，苏祗婆作为乐舞领队随行到长安，任周武帝乐府教习。由北周入隋，苏祗婆和音乐家郑译合作，将龟兹的“五旦七声”与中原十二律相结合，创立了“旋宫八十四调”，因来自于苏祗婆琵琶所授，所以又称“苏祗婆琵琶八十四调”。这套宫调音乐理论体系的创立，奠定了我国古代音乐调式的规范，也奠定了唐代燕乐二十八调的理论基础，对后世音乐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学者林谦三说：“唐代燕乐诸调，除清商乐一部外，大抵是用龟兹乐调所派衍出来的东西。以龟兹乐调为唐燕乐之原型或母胎，决不会是不妥当的。”而燕乐与词的关系，已是人人皆知。

        龟兹乐的传入，促进了中原乐器的改革，今天我们使用的许多乐器，如管子、琵琶、腰鼓、横笛等都和龟兹乐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琵琶，随着八十四调的推广，从隋唐开始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

        龟兹乐舞对我国戏剧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唐代是我国戏剧艺术的准备期，当时流行的歌舞戏、参军戏已具备戏剧的雏形。著名的歌舞戏有踏谣娘、苏幕遮、大面（兰陵王）、拨头（钵头）、浑脱等。其中苏幕遮、拨头、浑脱等均出自龟兹或经由龟兹传入。据王国维考证，踏谣娘、大面恐怕也是受到了拨头等的影响。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云：“苏幕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旧唐书·音乐志》说：“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段安节《乐府杂录·鼓架部》进一步说“拨头”：“昔有人父为虎所伤，遂上山寻其父尸，山有八折，故曲八叠。戏者被发，素衣，面作啼，盖遭丧之状也”，明显已具备“以歌舞演故事”的戏剧特征。这些来自龟兹的歌舞戏，连同中原自身的歌舞戏、参军戏，互相影响，互相借鉴，共同为我国戏剧艺术登上历史舞台奏响了开场锣鼓。而大量的龟兹乐曲，则通过燕乐二十八调的渲染和金元六宫十一调、元代九宫十三调的流变，对后世的戏曲音乐产生了深远影响。福建的莆仙戏、梨园戏至今还把觱篥作为伴奏乐器，从中也可以看出龟兹乐对我国戏曲音乐的影响。

        此外，有研究者提出，内地流行的狮舞表演与龟兹的五方狮子舞应该有着莫大渊源。

        唐朝国力强盛，一时间出现了四夷宾服、八方来朝、“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气象。龟兹乐除了在中原、吐蕃、南诏等地流传，也经由朝廷的弘扬远播域外。朝鲜半岛的长鼓就是随龟兹乐舞传入的。日本的雅乐里，有许多与龟兹有关的乐曲，龟兹乐中的觱篥、五弦琵琶等已成为日本的传统乐器。越南、缅甸等国的乐舞艺术，也深受龟兹影响。缅甸宫廷乐部有四部，第一部即“龟兹部”，其乐器配置与唐“龟兹部”完全一致。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是我国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几百年间，西域各族人民不断内迁，从更深层次上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交融，也带来了更多的龟兹艺术。李白在《上云乐》一诗中, 描写了一个西域民间艺术团体在长安表演龟兹歌舞的情景。有研究者指出，1952年在西安东郊发现的唐代苏思勖墓壁画上的乐队演奏图，实际上就是龟兹乐队的缩影。现在陕西关中等地还把民间从事红白事表演的艺人叫龟兹（guizi），演出班子叫“龟兹班”，可以看作是龟兹乐在内地流传的有力佐证（把龟兹念作guizi，当是民间读音之误）。在龟兹研究院参观时，维吾尔族解说员非常自豪地说，大诗人白居易就是龟兹人的后代。近年来不少专家考证，白居易确实是龟兹人后裔，其祖上是龟兹王室，相关证据链非常清晰。如此说来，当今洛阳的白氏家族就是古龟兹王室散落在中原的遗珠。虽然白居易本人对这一家世并不清楚，但他能将百年寄身之地选择在龙门的香山，朝听梵音，暮沾法雨，是否有龟兹佛国的冥冥之因在起着作用？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融，相互影响，都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厚滋养。正如我们的血脉里流淌着祖先的基因、大唐的基因一样，我们的文化里也饱含着各民族不同时期的文化符号。不少研究者认为，当今维吾尔族歌舞，无论是乐器使用、音乐风格还是舞蹈技巧，都和龟兹乐舞有着很深的渊源，“十二木卡姆”也是由龟兹大曲演变而来。我曾在叶尔羌河畔的月下聆听过老刀郎艺人们苍凉渺远的歌唱，我相信那里边一定有龟兹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一定有古龟兹人的情感和生命意识表达。其实不惟在新疆，就是在内地，我们也可能随时听到龟兹音乐的千年余响，看到龟兹舞蹈的飒沓风姿。在荧屏中，在舞台上，在艺术家的迦陵妙音和天人般的舞蹈中，龟兹乐舞从来就没有远去过。

        也许有一天你时空穿越来到天宝初年的长安酒肆，遇到饮中八仙的李白、贺知章、张旭等和大音乐家李龟年在欢聚，当音乐家演奏完刚刚谱写的新曲，众人在高声叫好时，半醉中的你也许会不经意地说出：“这音乐我以前听过。”当众人诧异地问起什么时候听到时，你也许还会不假思索地说出：“一千三百年后！”

（本文参考了吴寿鹏《龟兹乐舞与中国戏剧探讨》、任克良《龟兹乐舞震西京》、陈洛《楚楚胡乐入汉声》等文章，谨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