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生在世要清楚要什么
王安石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前文提及他在科举考试中获得第四名，无人不羡慕。北宋规定，科举考试取得甲科高等的，外放一任后，只要通过文献考试就可以进入三馆工作，绝对的清要之职，王安石的第一个官职是签书淮南判官，四年一任后，他也应该按照惯例返回京城，担任让万人羡慕的官职，拿着普通百姓不敢想象的俸禄，但他放弃了。从今天王安石做官的履历来看，地方多于中央，比如变法之前他去鄞县当县令，任满后以“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家贫口众”、“二妹当嫁”为理由二次拒绝京官，去舒州做通判，任期再满后，被授予“群牧判官”，也就是弼马温，王安石认为这样的官职实在不能展示自己的才华，也无法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嘉佑二年，王安石调任常州知州，次年担任江南东路的提点刑狱，之后还在江宁做官等。从这些经理不难看出，王安石是有意不做京官，不是不想，而是他认为这些京官太过清闲，他的做官逻辑是如果不能给我一个足够大的舞台办实事，那还不如去小地方做一个实干家。直到王安石的支柱宋神宗即位，他一改往日的态度，认准时机，赶紧奔赴京城，热火朝天的搞起了变法活动。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古代知识分子的“遇”的问题，年仅20岁的宋神宗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王安石的贵人，我想王安石在变法前夕也一定激动的感激宋神宗的知遇之恩。王安石曾经给宋仁宗写过一篇万字长文《上仁宗皇帝万言书》谈论分析改革的必要性，可是此文泥牛入海，当时的王安石想必早已心灰意冷，觉得这辈子恐怕也很难在中央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了，这才有了刚才提到的做官逻辑。天无绝人之路，面对着刚刚即位就没钱赏赐大臣的尴尬窘境，意气风发，血气方刚的宋神宗赵顼态度坚定，不变法，国将亡。
王安石也通过对宋神宗的暗暗观察，了解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宋仁宗的充满斗志的好皇帝，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不在地方混了，该是在权力中心大展拳脚的时候了。
我很佩服王安石的冷静，设身处地的想想，假设年轻时考试傲视群雄的是我，之后分配中央担任一官半职，早已心花怒放，哪还有什么心思冷静思考，哪还有什么拒绝的勇气。伟人与平凡人的区别永远在于是否清楚自己要什么，王安石知道，我们糊涂。
（五）没有永远的朋友
王安石为了能够推进变法，说服宋神宗创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凌驾于“二府三司”之上的机构，权利大到足可以让人瞠目结舌。设置原因是有太多的人反对王安石变法了，单就宰相集团里的五个人，王安石算一位，其余四个就全反对。但我必须承认王安石的伟大，因为伟大的人差不多都很孤独，就如天上的雄鹰一般不会与普通的小鸟共同进食一样，再加上王安石性格孤僻，生活习惯也让人难以接受（比如很长时间不洗澡，不刷牙等等，他觉得很浪费时间），因此很多人听到他的名字时就已经非常反感了，今天流传下来的反对变法的人员名单就很说明了这个问题，变法派的多数人，我相信非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是不认识的，而反对派却听过不少，如司马光、欧阳修、范镇、苏东坡等，为什么这么多在历史上卓有成就的人都反对他变法？难道脑子都进水了？恐怕不然，王安石变法可能的确存在问题，政治改革的事儿不做讨论。
但要说王安石单枪匹马也不准确，他也曾组建了变法团队的“三驾马车”，韩绛、吕惠卿、曾布就是熙宁变法的忠实支持者，特别是吕惠卿，曾经是王安石的忠实粉丝，为了变法能够顺利施行，曾公开与反对派领袖司马光辩论，后来在变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号称“护法善神”。可再亲密的朋友，如果两个人走到了利益二字的对立面，友谊就瞬间变的一文不值，正所谓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大。你无法想像后来吕惠卿在王安石被罢相期间大力迫害王安石，宋神宗把王安石送去江宁是形势所迫，为了能够平衡新旧党，年轻的皇帝只好出此下策。然而心思缜密且心眼非常小的吕惠卿此时正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也了解宋神宗的心思，对王安石会京城做宰相万份恐惧。在权利与友谊面前，友谊显得黯然失色，真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啊。晚年王安石谪居江宁，变法的一切事务搁浅，再也不问朝政，专心书画，写的内容里却常出现“福建子”（吕惠卿是福建人），可以猜想王安石面对小人背叛时内心是何等的寒冷与痛苦。
（六）“虽千万人吾往矣”
纵然面对千万人（阻止），我也勇往直前。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勇气和气魄，代表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当我看见这句话时，首先为那些敢于与世界为敌的人们点赞。当你面前有千万人在阻挡你前进时意味着你正在逆行，即使是众人皆醉唯我独醒，那也需要极大的勇气。在一支队伍中，哪怕走慢点，甚至没跟上大队伍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走的方向与所有人相反，此时或许会产生对自己的怀疑，先不说王安石的变法决定是否正确，但至少同一派别的队友宋神宗都开始怀疑了，这也是王安石变法不能善终的重要原因。王安石的逆行远不止如此，就连老天爷也想凑个热闹，此事缘起于王安石的学生郑侠为宋神宗献了一副图，图的内容就是变化后百姓的流离失所，大有“路有冻死骨”之像。献图之时时令已经入秋，但就是很久不下雨了，地里颗粒无收，正所谓天怒人怨。宋神宗看到后，虽然不情愿承认是变法所致，但也不能不怀疑连变法主持者的学生都来抨击新法，原因何在？要命的是郑侠竟然立下“军令状”，如果结束变法，十天之内一定降雨，否则自己愿接受死刑。宋神宗被这份决心动摇了，他动摇了变法的根，动摇了王安石的地位，新法停止，三天后降雨，王安石在凄风苦雨中已然分不清泪水与雨水。
即使王安石在历史中扮演的是失败者的角色，现代人还是要向他学习。古代知识分子基本都是儒生，他们通常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共同的儒家文化环境熏陶出的结果，同一时期的范仲淹就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作为庆历新政的主持者稍早一点尝到了被攻击的滋味，可他也是凭借“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坚持到失败前的最后一刻。王安石是拗相公，司马光人称司马牛，他们拼命学习，努力做好政府官员，心中却没有丝毫邪念，即使二人都曾身居高位，可全身而退后确实孑然一身，家贫无依，而在那些千万反对的人中，又有多少人过着锦衣玉食，豪奢无度的生活？后世之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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