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盘山公路拐弯处，有一个小小的茶水摊。
摆摊的，是一个快八十岁的老头，姓骆，他天生背就有些驼。因此人们喊他“骆驼”。
这“骆驼”一直没有娶亲，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虽然才二十多岁，但由于体质太差，就没下地干活。那时生产队照顾他，就安排他每天提一面大锣，拿一把木锤，出工、收工时在坡梁上大吼大敲一阵，就了事了，工分照样领。自从农村生产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后，他没地方拿工分分口粮了，就在这公路拐角处搭起一个窝棚，摆起小茶摊，卖点茶水和香烟瓜子，赚一个人吃穿。
那时，来这茶水摊歇脚的，多半是些附近小煤矿的工人，他们每每下班到此喝点茶，抽只烟，休息休息，聊聊家常，这茶水摊便是为他们行了方便。当然，顾客中也有一些远远骑着自行车来这里观光打望的年轻人。要是逢上赶场天，茶水摊的更是顾客盈门。一到这个时候，骆驼就高兴，龙门阵就多起来了。他东拉西扯，天南海北，一天一个，这茶水摊儿就成了“说书房”。
一天，正聊着，一阵硬底拖鞋敲击马路面的声音传了过来。举眼望去，一个蓬头垢面、衣服褴褛的老头走过来了。他，就是当地有名的疯子——“恩六儿”。
大伙的头都伸出茶摊外，你一句、我一句地喊他的名字。可恩六儿头也不回，拖着鞋，走过去了。
“得喊他长工，他才答应你！”一个知情的人喊叫了起来。果然，恩六儿回过头看了看，走得慢了点儿。
骆驼忧郁地看着他远去的身影，叹息一声：“可怜，可怜！”
“他是哪里人？”几个远地来的茶客问骆驼，“他怎么疯了？” “唉！说起来话就长了！”骆驼又叹了口气，于是讲起恩六儿的故事来：这还得从解放前说起……
恩六儿一家原有四口人，上有父母，下有一弟，家庭还算不错。1949年，我们这里还在打仗。那一年，恩六儿的弟弟刚出生，他父亲赶场回家，被一伙国民党兵抢了，由于不肯交出身上的钱，被打死了。恩六儿的妈妈背着她弟弟前去理论，结果一去音信全无。
从此，恩六儿就成了一个孤儿，被一个地主家叫去当长工，给他们砍柴放牛、拉磨磨面，挨打受饿是家常便饭。
“伤惨，伤惨！”满座听众无不悲叹。
骆驼呷了一口茶，继续讲来：“解放以后，恩六儿不再做长工了，但他总是不愿下地干活，成天以泪洗面，总是思念自己的母亲和弟弟。日子一久，他就成精神病了。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分了田土给他，他也不种，成天东游西荡。从那以后，在这条马路上常能见到恩六儿的影子，他拖着双烂鞋，每天在这条马路上走上走下，饿了就到附近人家找点吃的。有好几次，政府把恩六儿安顿到了敬老院，可他又偷偷跑了出来。”
“那恩六儿的妈妈和弟弟呢？”一个喝茶的顾客插话问。
“唉！或许死了吧。”骆驼说道。
“还能见到恩六儿吗？”一个带着墨镜的人问。
“能、能，他一般隔几天就会来这条路上。”骆驼答道。
“可怜哟！”众人叹着气，陆续散去。
几天以后，茶水摊依然顾客很多，骆驼的“龙门阵”照样讲得很响，可公路上再没有见到恩六儿的身影了，他上哪儿去了呢？
约摸一年过去，一天，那个戴墨镜的人开着车又来了。出奇的是，当车门打开，就见穿戴整齐的恩六儿走了下来。
骆驼和茶客们正待细看，那戴墨镜的把眼镜摘下，来到骆驼面前，深深鞠了个躬，说道：“大叔，谢谢你！”
“你，你是……”骆驼揉了揉眼睛。
“我是恩六儿的弟弟。”戴墨镜的说道。
“你，还活着？”骆驼惊喜地叫道。
“对，我还活着。那一年，我和妈妈被国民党军队扣押着到了上海，他们在仓皇逃窜中把我们娘儿俩扔在大街上，我们就靠乞讨为生。没过几年，妈妈生病去世，我被一家好心人收养。长大后，我读了书，在一家企业参了工，后来企业改制，就下海经商，当上了小老板。”戴墨镜的人紧紧地握住骆驼的手，其它人凝神地看着、听着。
“一晃快七十年了，我总想回家乡来看看，也不知道哥哥怎么样了，一年前，我到重庆来办事，就顺便回来了。真是做梦也没想到，那天我无意中就从你口中得到了哥哥的情况。辞别离去后，我把哥哥接走了，送到精神病医院给他治好了病，为了报答你，我又赶回来了，这就暂给你十万元钱吧，你在这里修一间房子，开个茶馆，方便方便家乡人”。戴墨镜的人说着，打开提包，抽出两大叠钱，塞到骆驼手里。
一向能说会道的骆驼却不知所措，呆呆地望着他。
戴墨镜的人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大气，重新环视了一下家乡的山山水水，带着恩六儿，上车走了。好大半天，骆驼才缓过气来，连连对茶客们说：“没想到，真没想到啊！”
不久后，公路的拐角处修起了一间红砖青瓦小楼房，房门上挂着“恩六儿茶馆”的牌子。骆驼成了茶馆老板，每天，茶客更多了，骆驼的“龙门阵”也讲得更响了。他讲时代的发展、人的变化，店内洋溢着一派欢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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