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周兴｜节选自《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内容提要】随着现代技术的加速进展，现在我们得以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尼采所谓的“上帝死了”意味着自然人类精神表达方式的衰落，即传统宗教、哲学和艺术的衰落，换种说法，是技术统治压倒了政治统治，而自然的人类文明正在过渡为技术的“类人文明”。“类人文明”这个表述主要指向人类身-心的双重非自然化或技术化，即目前主要由生物技术（基因工程）来实施的人类自然身体的技术化，以及由智能技术（算法）来完成的人类智力和精神的技术化。本文进一步认为，未来哲学的根本课题在于如何提升全球政治共商机制，以节制技术的加速进展，平衡技术的全面统治。
【关键词】现代技术 人工智能 生物技术 未来文明
我曾经断言：在今天，人文科学与自然-技术科学之间的隔阂是有史以来最深最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跟我下面要讨论的“技术统治”有关，但也跟人文学者的“乐园情结”和无介入能力有关。现在大家仿佛被逼急了，总算有了介入的姿态，比如我们今天的会议。
本文标题中的两个提法“技术统治”与“类人文明”是我近期重点琢磨的主题。“技术统治”的对应项是“政治统治”，我的说法是“技术统治已经压倒政治统治”；“类人文明”的对应面是“人类文明”，我的说法是“自然的人类文明正在颠倒为或者过渡为技术的类人文明”。我们的世界历史性的人类文明正处于重大的、断裂性的变局中，上面两点可以用来表达这个史无前例的文明变局。而要讲清楚这个大变局，我们还得从尼采开始。
一、“上帝死了”：自然人类文明的终结
大致从1884年起，尼采开始讲他的查拉图斯特拉故事。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年）的序言中，尼采告诉我们：查拉图斯特拉在山上修炼十载，终得正果，于是下山，跟人说“上帝死了”，但没人睬他。1889年初，尼采疯掉了；1900年，落寞的疯子尼采死了。我们大约到现在才能真正反应过来，原来尼采所谓“上帝之死”就是“人之死”，即自然人类的颓败和没落。
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尼采说的“上帝死了”只不过是——主要是——欧洲基督宗教和伦理的失势和沦丧，是基督教价值体系的崩溃。这当然是真的，而且已经在20世纪的欧洲-西方的生活世界中充分表现出来了。但是，仅仅停留于此显然是不够的。首先是因为，尼采的“上帝死了”不只是针对基督教和神学来说的，而且也是针对哲学（存在学／本体论）来说的。后期尼采自称为“积极的虚无主义者”，并且说虚无主义者有双重否定：“对于如其所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断定它不应当存在；对于如其应当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断定它并不实存”。尼采此说可以好好琢磨。直言之，尼采此说意在全盘否定欧洲传统形而上学，前半句否定哲学（存在学／本体论）的本质世界，后半句否定宗教（基督教神学）的理想世界。一句话，“两希传统”全被否定了，于是有“虚无主义”。
然而我认为，更为要紧的事情是要认识到，传统哲学和宗教——尼采一概称之为“柏拉图主义”——乃是自然人类的精神状态的主要构成方式和表达方式。尼采肯定看到了——预感到了——这一点。通过哲学和宗教，有了哲学和宗教，传统的“自然人类”变成了“理论人”和“宗教人”。在早期的《悲剧的诞生》（1872年）中，尼采就已经告诉我们：哲学产生之日起，特别是苏格拉底这个“丑八怪”出现之后，伟大的悲剧艺术猝然死去，“理论文化”成了欧洲的主流文化，欧洲人就成“理论人”了。尼采进而批判基督教文化，认为耶稣把当时已经存在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系统化了，从而生成了基督教的教义和教条，欧洲人终于也成了“宗教人”。
无论“理论人”还是“宗教人”，在尼采看来都是以“超感性世界”（“另一个世界”）为追求目标的“颓废人”，都是去自然化（去身体化）的病弱者。全面清算“理论人”和“宗教人”，可以说是尼采毕生思想的基本任务，尤其是后期尼采所谓的“权力意志”概念和忠实于大地的“超人”理想，传达了他要挽救“感性世界”和提振自然人类生命力的隐含意旨。尼采生得太早了，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说自己的读者在100年后——不过在这一点上，他显然低估了自己的思想力量。
现在我们看到，以“上帝死了”的预言，尼采英明地预见了自然人类文明的终结，即传统哲学-宗教-艺术的终结。诚然，尼采身处大机器工业生产时代，未能预料到现代技术加速进展和现代技术统治地位的快速确立。
二、核弹爆炸：技术统治时代的到来
尼采死后，欧洲哲学和科学开始强劲反弹，1900年产生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之后约30年间，有一批哲学家追随胡塞尔的现象学，形成了一股“存在学／本体论”（Ontologie）复兴运动，他们纷纷标榜自己的哲学是“存在学／本体论”，一时堪称奇观。他们的意图在于重振欧洲知识理想，或者为欧洲的知识理想奠定一个新的基础。然而，相继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却残忍地粉碎了欧洲知识人的最后梦想，这一场主要以“现象学”为标识的最后的哲学盛宴终于破灭，而这同时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破灭。
海德格尔参与和经历了上述历史变故，他的《存在与时间》（1927年）就是所谓“存在学／本体论”复兴运动的顶峰之作。进入20世纪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中，海德格尔跟上了尼采的节奏，开始从整体上彻底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终于悟及存在历史之“天命”乃是现代技术。命已定，不可抗。把形而上学批判坐实于技术批判，这是海德格尔超出尼采的地方，而这一步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哲学论稿》中完成的，同时也形成了他对自己的前期哲学的自我批判和修正。
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被认为是最深也最难的，说最深，是因为他把现代技术问题形而上学化了，更准确地说是“存在历史”化了；说最难，主要是因为他所做的关于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规定，即他讲的“集置”（Ge-stell），被说成20世纪最难懂的哲学词语。其实我认为，我们大可不必把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弄得过于复杂了。在大的格局上看，海德格尔无非是想说，现代技术-工业-资本（商业）体系起源于现代（近代）科学，而现代（近代）科学脱胎于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形式科学）。他这个想法有无道理呢？当然有，今天占领和席卷全球的技术网络和大数据，不就是以一门形式科学为基础的吗？难道今天这个算法时代不是脱胎于古希腊的形式科学吗？若然，今天全球人类就都处于希腊哲学和科学的规定中，现时代就是希腊的。
诚然，海德格尔试图把现代技术（Technik）与古希腊的“技术”（techne）区分开来，但这种区分与我们上面的判断并不冲突。作为“精通”的“techne”（技、艺）依然具有手工性，体现着希腊人与自然（physis）的“模仿”（mimesis）关系。现代技术则是以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而且实现了形式性与实验性的神奇结合——“普遍数理”的形式科学是如何可能被实验化，或者说被转化为实验科学的？这似乎还是一个未解的课题。最关键的一点在于，现代技术把主体性形而上学的主-客对象性关系展开为一种人与自然的暴力关系，技术成为人类控制自然、最后又返回来控制自身的支配性力量。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海德格尔就做了一个预言：人类马上要开始通过技术加工自己了，而当时生物技术（基因工程）尚未真正起步。
如前所述，海德格尔用“集置”来规定现代技术的本质。我这里提供了一个完全字面的汉语翻译，即“集置”，因为面对这个充满歧义的外来哲学词语，只有这样的字面翻译是最安全的。前缀“Ge-”就是“集”，而词根“stell”就是“置”。现代技术就是以多样的方式“置”事物，比如“表置”或者“置象”（vorstellen，通译为“表象”），“置造”（herstellen），“订置”（bestellen），“伪置”（verstellen）等等，所有这些“置”的方式集合起来，就是“集置”。
海德格尔的“集置”也表明了技术统治地位的确立，但所谓“技术统治地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才为人们所认知。1945年8月6日早上，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世界历史上的第一颗原子弹，相当于两万吨TNT能量的核弹在600米上空爆炸，6000多度的高温把一切化为灰烬，在短短几秒钟内成千上万人双目失明，近20万人丧生。以前冷兵器时代的自然人类哪里能想象这样一种极端的大规模杀伤力！广岛原子弹爆炸震惊了全人类。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此宣告结束。几年以后，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的夫君安德尔斯终于回过神来，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1945年8月6日人类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从这一天起人类具有了彻底灭绝自己的能力”。这个新时代，安德尔斯把它称为“绝对虚无主义”的时代，并且认为原子弹标志着世界、人类和时间的终结。
哲学家安德尔斯从此不再哲学，就像奥斯维辛之后不可写诗。
广岛原子弹爆炸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宣告了技术统治时代的到来，一个由现代技术决定的所谓“绝对虚无主义”时代的到来。以我的说法，技术统治已经压倒了政治统治。政治统治是自然人类约2500年“文明社会”的基本统治方式，它通过商谈来实现，无论是古代专制制度，还是现代民主制度，虽然程度不等，但都是通过商谈来完成的政治统治和治理方式。政治统治的核心的组织力量是哲学和宗教——哲学通过本质主义（普遍主义）方式为集体组织提供论证和辩护，而宗教通过信仰主义方式为个体心性提供慰藉和救赎。当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即传统哲学和宗教衰落时，他已经预见了传统“政治统治”时代的终结。
海德格尔也算先知，他看到了战争和政治只是表层，而作为“集置”的现代技术才是根本。而一旦确认现代技术的统治地位，无论思想立场还是生活姿态，都得有一个根本性的转换。
三、类人文明：人类身-心的非自然化或技术化
“类人”是我对未来新人类的规定和预期。我所谓的“类人”并非费尔巴哈为了强调人的类本质而提出来的“类人”。我指的是今天已经开始、未来将加速实现的非自然化或技术化的“人”。“类人”根本上就是“技术人”。从人类到“类人”，从自然人类文明到“类人文明”，是技术统治时代里正在发生的过渡或反转。其实，这种过渡或反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因为今天的人类已经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自然人类”了。比如，由技术工业制造出来的化工产品和药物所导致的环境激素，已经在整体上改变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动物的体液环境和体液构成，特别是使雄性动物的自然繁殖能力大幅度下降。就此而言，碳基生命的根基已经受到了动摇。
向“类人文明”的过渡就是自然人类身体与精神两个方面的非自然化或技术化。在身体方面，主要通过环境激素和基因工程，自然人类的体质正在被加速技术化。如前所述，环境激素正在摧毁人类的自然生命，自然人类赖以繁衍的地球生物链面临断裂和破碎；而基因工程正朝着在技术上克服衰老和死亡、不断延长人类生命的方向前进。这就造成了一种相互冲突的局面：环境激素将导致自然人类生命的衰弱和速朽，无人能逃避，只有程度（速度）上的差异；而基因工程似乎正在帮助人类实现“永恒”和“永生”美梦——这不正是传统哲学和宗教的一贯梦想吗？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人类身体被技术化的同一过程的双重表现：一是人类生命被技术所阉割，日益失去自然繁衍的能力，二是人类通过技术而获得永生。在阉割中永生，这是何种纠缠？
与人类身体的技术化相比较，人类精神／心智的技术化更显赫，因此也是更让人恐慌的，那就是近几年来被广泛和热烈讨论的智能技术（机器人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技术的核心是算法，因此人类精神的技术化实际上就是计算化和算法化。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还在初级阶段（所谓“弱人工智能阶段”），但相关的争论、预言和猜测已经铺天盖地了。我认为，关键问题只在于未来的人-机关系，即人机终将和谐共生（人机合体）还是人类终将被机器人所掌控和支配，甚至人类终将丧命于机器人。有人把智能技术称为人类“最后的发明”；有人预言人类将在百年之内被人类的产品——机器人——所消灭；但也有少数乐观者，认为人-机最后会构成一个新系统，未来人工智能不会试图奴役人类，相反，“人工智能、机器人、过滤技术、追踪技术以及其他技术将会融合在一起，并且和人类结合，形成一种复杂的依存关系。在这个层级中，许多现象发生的等级将高于现存的生命以及我们的感知水平，而这就是‘奇点’出现的标志。”这就是凯文·凯利提出的所谓“软奇点”。在他看来，我们创造的东西将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同时我们也离不开自己的发明。
我个人倾向于凯利的“软奇点”之说。这大概是目前我能看到的最积极和最善意的未来预言了。我所谓的“类人”本来就是未来的技术化的新人类，是“技术人”或“智能人”，也可以说是人-机达到某种平衡的新人类型。在思想立场上，我会靠近于尼采，主张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因为“虚无主义”命题不只是对人生无意义状态的判定，更是把人生无意义状态与自然人类文明的终结，以及一种新文明类型（我所谓的“类人文明”）的开启联系在一起，这时候，一味伤逝和哀叹只可能具有自残意义。
而“类人文明”的形成，将依赖于在不远的将来，人类被普遍技术化过程中人文政治共商机制与技术资本体系之间开展的积极而艰难的博弈。
四、未来哲学的使命：如何提振全球共商机制？
今日人类面临现代技术的风险要素，我曾经把它们概括为四项：核能核武、环境激素、基因工程和智能技术，可简称为“核能-激素-基因-智能”。所谓“风险”，当然是对自然人类的自然存在而言的。回头来看，这四大“风险”其实是由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数学四门基础科学造成的效应和后果。由物理学带来的核武核能，是技术统治地位的最直接、最赤裸裸的宣示。主要由化学工业和制药技术产品造成了人类体液环境全面恶化，最早也最隐蔽地开始改造——败坏——碳基人类生命。生物学在最近几十年里突飞猛进，特别是基因技术的进展，人类已经进入海德格尔所说的控制、编辑和加工人类自身的过程中了。最后是以数学以及相关学科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在我看来，其本质就是人类精神和心灵的技术化或者说计算化（算法化）。
从效应上看，上述四大“风险”仿佛构成相互对立、逆反的两组：核能核武与智能技术为一组，而环境激素与基因工程为一组。核能核武和环境激素对于自然人类具有致命的杀伤力，而智能技术和基因工程（生物技术）似乎是为抵抗前者而生的。这种搭配可谓技术的一大陷阱，它使得简单的乐观派（科学乐观主义者）与悲观派（反科学主义者）姿态都丧失效力。智慧和狡滑如海德格尔者，就只好主张对技术世界持既“是”又“不”的态度。
既“是”又“不”是正在到来的“类人生命”和“类人文明”的基本特征。“类人生命”不再以自然人类的和谐理想为目标，而是展现为受制于技术统治的生命冲突和生命流变，即生命的技术化与技术化的生命。在人类向“类人”的过渡和转向中，世间一切都动荡起来了，“类人文明”成为一种动词／动态文明，正如前苏格拉底的早期文明一样。“我们正在从一个静态的名词世界前往一个流动的动词世界”。变局如此突兀，我们对此还缺乏准备，还来不及准备。基辛格最近说，这时候光有科技是不行了，需要哲学介入。
那么哲学如何介入？未来哲学何为？哲学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我想首先需要的是一种生命哲学，是关于类人新生命的规划。如上所述，人类已进入由技术所规定和推动的去自然化（非自然化）和技术化（计算化）的进程中了，而且正在不断加速推进。在人类向“类人”的反转中，生命问题突现为第一位的问题，生命的本质需要重新定义，生命形态和结构需要重新规划，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需要重新确认。如果通过基因技术，人类／类人寿命（存活期）被大幅度地延长，则生、死、时间、代际、家庭、婚姻、生育、生产、劳动、人际、时间等等关乎生命的问题和现象，就都需要我们重新考量了。毫无疑问，关于“类人生命”的哲学将是另一种生命哲学，有别于关于自然人类的生命思考。尼采所谓“重估一切价值”的要求看来也是指向未来的。
未来哲学将面临个体自由问题的全新处境。技术世界是一个同质化、同一化的世界，在未来甚至越来越成为一个形式化、计算化的世界。在技术支配下，个体将被极端普遍化，成为虚拟空间中一个无所不在的先验形式因子；而另一方面，正因为这种普遍主义的同一化进程将消灭个体性，使个体淹没于虚无，个体若有若无。德国当代艺术家安瑟姆·基弗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即未来越来越推进的数码化，一个全面监控系统对于人类虚无化的作用。基弗断言：“要是没有一种外部影响，要是没有一种灾难，则人类一直为之奋斗的自由，将渐渐地被这种监控所消除。”如何保卫个体性和个体自由，将成为未来哲学的一道难题。19世纪后期以来发展起来的实存哲学／存在主义哲学，以及随后在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当代艺术，它们在根本动机上是一体的，都是对传统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同一性制度模式的抵抗和对个体实存意义和自由权利的主张，它们将在未来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在类人文明中，技术将成为最大的政治。未来哲学首要的和根本的课题恐怕在于如何提升全球政治共商机制，以节制技术的加速进展，平衡技术的全面统治。前述的类人生命的哲学思考以及关于个体的实存哲学-艺术哲学的思考，都要服从于这一根本课题，旨在形成一种适合于未来类人社会的“大政治”（全球类人政治）。其实在当代哲学的语境里，哈贝马斯已经开启了这方面的思索，主张以交往理性平衡工具理性，试图回答如何采取措施来控制技术进步和社会生活世界之间自然形成的关系问题。哈贝马斯的方案听起来是不免软弱的：通过有效的自由对话和商谈，形成关于技术发展方向和进度的共识。但在未来类人文明的生成中，全球政治共商机制仍旧具有开端性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尼采。1888年12月，尼采写下了一则题为《大政治》（或译《伟大的政治》）的笔记。在这则笔记的后半部分，尼采提出三个定律，其中的“第一定律”如下：“大政治想把生理学变成所有其他问题的主宰；它想创造一种权力，强大得足以把人类培育为整体和更高级者，以毫不留情的冷酷面对生命的蜕化者和寄生虫，——面对腐败、毒化、诽谤、毁灭的东西……而且在生命的毁灭中看到一种更高心灵种类的标志。”尼采此时已濒临疯癫，心思极其紧张而脆弱，但我们今天不得不承认，尼采实在太天才了，实在太强大也太伤感了。
或问：什么是尼采的“大政治”？尼采的“大政治”是一种“生理学”，就是一种“生命政治”或“生命哲学”！估计尼采自己也怕人不明白，紧接着又在“第二定律”中予以重申：“第二定律：创造一种对生命的袒护，强大到足以胜任大政治：这种大政治使生理学变成所有其他问题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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