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在我的公众号上刊登了几篇文章，内容都是当年的当事人林宪君先生在峨边大堡的亲身经历。听古谷先生介绍，他们一伙志趣相投的重庆老朋友，每在一起聚会，林宪君先生都会为逝去的岁月中那些冤死的青少年、善良正直的右派们扼腕痛哭，许多年来一直不停呼号奔走。
文章刊发后，有当年在峨边沙坪农场工作的管教给我留言，她是1980年参加工作去了沙坪劳教农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有几千名少年犯在大堡的遭遇只是听说过。有位姓严的管教曾在大堡工作，听他说，林宪君讲的那些事仅是沧海一粟，比那严重的事还多呢。当然，时光荏苒，许多人早已把发生在大堡的事情忘记了。我认识的一位喜欢读书的漂亮姐姐把我的文章转发到她的同学群，几乎没有回响，仅有一留言，“右派？好遙远的事呀。”我参加多年的一个野猪论坛群，表面上看似乎懂文化晓历史，网友们要么关心阿以战事，或者为买奖票中的猫事争吵，我把几篇文章都发在群里，看不出他们对曾经发生在百里之外的悲伤有何感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我们的座右铭。
为什么不愿意回忆过去？主要是不想去重温某种情绪体验。回忆人人都有，谁也不可能没有回忆，即使不想回忆，但人的意识系统也会自动的送出来很多回忆。有的人之所以不想回忆过去，是因为在排斥讨厌回忆内容给他带来的某种情绪体验。但是，回忆终究是要面对的，因为人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意识系统，该跳出来的东西，始终是要跳出来的，压是压不住的。所以，与其不愿意回忆过去，倒不如好好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内心，看看自己到底在排斥讨厌什么情绪，只有与自己排斥讨厌的情绪和解，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原乐山广电报记者邓碧清先生在看了文章后说，当时在电脑上看《大堡小劳教》电视纪录片的时候没有哭，今天读到你的文章，又流了一次老泪。他把当年写的观后感传给我。
“《大堡“小劳教”》，这部主要由当事人口述历史的纪录片，让我惊奇地发现，原来奥斯威辛不仅在波兰，而且就在我们身边，就在乐山。
在整整104分钟的看片过程中，我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因为已经亲身经历并耳闻目睹太多的类似故事，最大的感觉就是沉重，沉重到无法呼吸。
大堡在哪里？大堡是峨边彝族自治县的一个镇，彝汉杂居。这里地处小凉山腹地。“大凉山的山不大，小凉山的山不小”，小凉山到处是耸入云霄的高山，连绵起伏，贫瘠荒凉。在大堡的群山中，山上的居民以彝族为主，半山以下汉族为主。大堡的羊肉细嫩鲜美，久负盛名。大堡的青菜也闻名遐迩，是冬春季节最为鲜美的蔬菜。因为工作关系，我去过大堡很多次，却从来没有听说，更没有想到，云遮雾绕的大山上，曾经发生过如此惨烈的人道主义灾难，至少2680个孩子，在“我们新中国的儿童”的优美旋律中，惨死在这异乡的荒山野岭。
感谢曾伯炎，这位年近八旬的原四川日报老记者，他以新闻人追寻真相的顽强与执著，拖着年老力衰的身体奔走和寻访，为我们记录下那一幕惨绝人寰的历史；感谢美丽的香港女导演谢贻卉女士，凭着艺术家的良知，跟曾老一起跋山涉水，用摄影机忠实记录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让行将湮灭的历史重新血淋淋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当大跃进运动的号角吹响的时候，各个地方争相“净化环境”，创造“玻璃社会”，把流浪、乞讨、或有偷盗行为的孩子全部驱赶到一个地方进行劳动教养。在街道、派出所的动员下，一些多子女家庭也把家中最调皮的孩子送给政府教育。1959年，四川省在乐山地区的峨边县沙坪劳改农场建立了仿照苏联“半工半读”模式的儿童劳教场，5000多名最小9岁、最大15、6岁的孩子被送到了土地贫瘠、气候湿冷的大堡山上。半工半读的生活只持续了半年，大饥荒的恶魔就缠上了这群可怜的孩子。
正处于身体发育期的孩子们，每人每月只有19斤（十六进位制，即每斤16两）粮食供应。经过管教干部、炊事员的层层克扣，真正到口的只有15、6斤，平均每天半斤，没有蔬菜、水果、肉类和其他副食品补充，半斤粮食（多半是包谷一类粗粮）对于从事开荒的高强度劳动的孩子们只是杯水车薪。饿得受不了的孩子们饥不择食，从吃老鼠、蚯蚓、叫鸡子（蟋蟀）、“推屎爬”（屎壳螂）到吃蛔虫，从偷吃腐烂生蛆的动物尸体到浇了大粪的洋芋种子再到“见青就吃”，从偷吃劳教场地里的东西到冒着被抓住打死的危险翻出围栏偷吃彝族村民的庄稼。
死神降临了。
先是一个一个的死，东个西个的死，到后来就是“一窖一窖”的死，几个山头，都层层叠叠埋葬着死不瞑目的娃娃们的尸体。一位姓李的工作人员向曾伯炎讲述，他记录了2680个死孩子的情况。也许是出于恐惧的本能，他拒绝了摄制组的镜头采访。曾伯炎他们知道，在官方的档案里，肯定有详细的资料，但这些档案属于永远不得解密的范围。
谁说那个年代没有腐败？管教干部们因为开小灶，多吃多占吃着孩子们的吊命粮，没有一个人死亡，甚至没有人患水肿病！颜嘉森的父亲和二姐从重庆来看他，二姐给他一个大大的月饼，刚刚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中，转眼就被管教干部没收，最终进入了干部饕餮的胃口。当死亡已经蔓延开来，某晚突发舞台失火的时候，王玉凤无意中趁乱从后台偷了一个锑锅，里面满满一锅黄豆炖猪蹄……
人性在这里彻底泯灭。当父母们天遥地远赶来，看到自己的孩子骨瘦如柴走路打偏，生命已经是风中残烛，苦苦恳求把孩子接回去的时候，遇到的是千篇一律冷冰冰地打着官腔拒绝，肝肠寸断的父母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骨肉一步步走向死亡。
谢贻卉怀着基督教徒的悲悯写道：“那个悲惨的时期，众多‘小劳教’没有感受到一丝一毫的春天般的温暖。被访者中，唯颜嘉森说，当农场场长的妻子为他找身体上的虱子并掐死它们的时候，他感受到了母爱的光辉。但愿这仅存在他记忆中的光辉，能照亮那些将尸骨遗留在大堡的‘小劳教’的幽冥之路，令他们游荡在荒野的魂魄聚集，并安放、安息。”
谢贻卉还写道：“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听到哪一个受访者告诉我，这个专权机构的工作人员，向他们道歉。过去就过了，就算了，现在，你已经过上好日子了，就不要再去想它，再去提它。似乎这样了，每个受害者的创痛就可以得到平复，宛如根本不曾发生过一样，这是当下大多数中国人对待历史的普遍态度，亦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以史为鉴’如同一句空洞而必需的废话，横陈于报刊杂志、说话者的唇上。”
孩子是希望，是未来。用如此残酷的方式对待孩子，眼睁睁放任一个个稚嫩的生命走向死亡，这是自有历史以来人类的耻辱。至今，没有一个人、一个部门为这份耻辱买单，甚至没有人站出来对这些幼小的冤魂说一句“对不起”。
掩盖、遗忘，是我们这个民族对待历史的杀手锏。我们还将掩盖下去，遗忘下去，在不断的掩盖与遗忘中苟活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压根不想在这片民族树林中做参天大树，我们只想做灌木，也只配做灌木，因为我们不会反思，不会总结，因此我们永远长不高。”
邓碧清先生具有知识分子的良知，是明白人。同样明白的还有我的战友耿乐生先生，乐生喜欢读书和思考，“记得我女儿看过电视后问过我“爸爸，你当过红卫兵吗”？我告诉她“当过，家里的长辈几乎都当过”，女儿感叹道“你们怎么这么坏喃”。我问她“你觉得我们都很坏吗？”女儿说”你们也不坏嘛”。历史的复杂性，真不是我们能给下一辈说清楚的。这个问题后来想明白了，我们充当过帮凶。我们没有思想，别人叫我们打倒谁，我们便一轰而起。乐生的反思是深刻的。可惜现在的许多人，包括我们身边的人，以及时娱乐，多活几年为目标，如《浮士徳》中一句话，“我生前当及时享乐，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看了林宪君先生写的往事回忆，很多时候，人的良知和道德底线都在精神和物质方面被磨灭。一个普通的管教、一个应该救死扶伤的医生，或者一个炊事员，本来平凡的一个人，一旦头上戴了顶象征权力的帽子，说话便颐指气使，变得非常固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把权力应用到极致。
为什么会这样呢？看到一句话，非常精妙地解释了这个现象：人本来就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只是有了权力以后，也就懒得再装了。
人民大学张鸣教授有一段感言，“这样缺乏教育，缺乏教养的一代，我们中的某些人，却特别的自负，特别的自以为是。上山下乡的特殊经历，让我们这辈人有了别的代际没有办法分享的人生，尽管这种人生到底是负面意义更多，还是正面价值更大，其实还可以讨论。但我们这一代的好些人，却一定认为这样的经历就是宝贵的财富。这点财富，再加上的乱七八糟的知识，就足以傲视后面的多少代。我们这一代最大的负资产，就是那个十年的洗礼。缺乏教育再加上自负，使得我们这代人有的时候，显得特别的畸形。巨大的自卑和自负交替在一个人身上显现，显得特别的吊诡。这样的吊诡，在曾经领风骚的精英和下岗工人身上，都可以找到。随着这代人的相继退休，有了越来越多的闲暇，频繁出现在公共场合，就显得愈发令人讨厌。现在人们嘴里声誉不佳的大妈大爷，基本上都是跟我一代的人，这一代，实际上也是最惨的一代人。缺乏教育，缺乏常识，更缺乏教养。就是想改，也是难了。从整体上讲，我们这一代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没有几天蹦跶了。等到不能动弹了，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一个惨到没法言说的晚景。”
女作家虹影在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书中写了许多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好人，甚至包括作者本人。当然也包括那些人生的失败者。“我们每个人都参与过历史的愚行，哪怕身为创伤者，也参与了伤害。只有这样，伤痕才成为民族记忆中的集体创伤。”
今天，大部分的人，包括许多自诩为的知识分子，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对历史真正的理解。因此才有“谁应该忏悔的争论。”缺乏反思，只有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才有取得超越历史事实的认识。我们这个民族才有从过去获得教益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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