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6年，北宋王朝首都汴京，被东北游牧强权金国攻陷，史称“靖康之难”。这一场仗，不止摧毁了一个政权，亦给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明形态，带来严重打击。宏伟壮丽的隋唐盛世，把欧亚文化共冶一炉，三百年来的种种养份，经历五代十国的洗炼，到北宋已内化于无形，成就强大的张力。这种张力，不像我们谈及波斯或阿拉伯等任何帝国般，以疆土的广狭，军力的多寡论英雄，却以高尚的精神和气度，教人心悦诚服，无比向往。北宋的军队，虽然不堪一击，但宋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无论在当世抑或现在，仍然俘虏人心。这种像谜一般的魔力，从文字上已经感受不到了；当年的遗迹，亦早已不知去向；唯有少数证据，在岁月冲刷之间，像河床里的金子般散发着光芒，而汝窑，正是最令人珍惜的一种。
宋朝的“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这个排序，不是乱来的。本来，按窑场的出现次序，应该是定窑先行，但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言，则汝窑地位无出其右。其遗址虽然到现在还没法完全肯定，但大致在河南(古称汝州)应无疑问，跟北宋首都汴京非常接近。
汝窑的出现，在北宋晚期，宋徽宗的时代。政治史上，那是一个不知所谓的混乱时代，艺术史上，却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巅峰。赵佶作为朝廷上的皇帝，或许不合格，但作为艺术家之中的皇帝，却当之无愧。凭着绝逸群伦的天才和生命力，他不但自身的创作成就高超，而且独具慧眼，赏识了无数卓尔不凡的艺术家。如果他不是搞垮了国家，后世的名声大概不致太差。而汝窑的出现，正是他的文化大业下的一道手笔。
宋徽宗是个非常虔诚的道教徒。道教讲求清净无为，凡事要与大自然和谐合一。我们可以想象，既有艺术家脾气又有大把钱花的徽宗，一定把自己的生活打点得一丝不苟，极有品位。北宋宫廷一直使用的瓷器，是定窑。定窑的颜色是白色，对道教徒而言，这种颜色太刺眼，于是皇帝把心一横，重新订造，开始了汝窑昙花一现的历史。这个说法，最早源自北朝末年徐竞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不过，这只道出了汝窑的来历。但它的神秘之处，又在哪儿？
汝窑的色泽，传说是来自天上。后周世宗柴荣，曾经烧造过一种名为“柴窑”的瓷器，却在北宋已经失传，只剩下当年立下的口谕：“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这)般颜色作将来”。宋徽宗倾尽人力物力，就是要超越前朝，制作出可与之匹敌的汝窑，其成品的颜色，效果如出一辙：汝窑的瓷胎，不是白色的，从边沿上可以看到，带着淡紫，叫做“香灰胎”；而瓷器的釉色，不论是半透明抑或不透明，都显出一种非常柔和悦目的天青色，并常常带有轻微的釉裂纹，称为“蟹爪纹”。这种颜色和效果，后世一直在模仿，无论是南宋的官窑和哥窑，抑或清代的雍正和干隆，尽管最后都做出了自己的风格，但在模仿技术而言，却只能做到袭貌遗神的程度！
古籍记载，汝窑的颜色如此细腻，是因为釉中加入了玛瑙粉末。但根据英国最新的化验报告显示，尽管玛瑙粉末与釉内的主要矿物互不排斥，却无助于成色的改变或提升。这个消息，对于矢志重现汝窑的艺术家固然是一大打击，对于存世汝窑的珍贵价值却是一次肯定，因为连这唯一可能破解汝窑秘方的线索也断了，这项文化遗产就更形稀罕了！
存世的汝窑，全是小件器，几乎没有超过30厘米的作品，这一点跟宋朝很像——面积虽小，内涵却无穷。汝窑在中国瓷器之中，已经到达“濒临绝种”的类别，在全世界的公私收藏之中，只有60多件，其中台北故宫有21件，北京故宫有17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有7件，都不可能在市场上流动了，能够曝光的，只有5至6件，也就是说，对于收藏家而言，这简直是“恐龙级”的珍品！
全球收藏家之中，数日本人对汝窑最为珍爱。为什么？因为日本人的神道教与中国的早期道教相似，而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最为仰慕的时代，亦是唐宋时期。现在日本人的茶道、花道、香道所用的瓷器，全是唐宋风格的“青瓷”(celadon)而非“青花”(underglazeblue)，即使在清末以来的动荡里，日本人对中国明清瓷器兴趣一直不大，他们收集的大宗，主要是青瓷、剔红、书画等。中国人反而自元朝灭宋之后，渐渐从记忆深处移除了祖上的品味，爱上了来自中东的繁缛花纹。我们在中学课本上读元世祖的高压政策，四色人等和达鲁花赤，都随政权更迭消失了，但青花取代青瓷的品味，到现在却依然影响着我们。
可幸的是，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人似乎重新想起了那份淡然悠长的品味，故宝重入炎黄手中的机会亦近在咫尺。宋徽宗也许做梦都没想到，他的天下，在有生之年被自己亲手弄丢了；他的品味，却在千年之后征服了欧亚两极。
这次苏富比春拍的汝窑小洗，在卖场上固然是价高者得，但笔者由衷盼望，价高者德行亦高，好好把这份人类的共同瑰宝承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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