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18年前。

那时候我20多岁，住在一个深山沟的工厂里。 工厂有个名字叫国营XXX厂，建厂于1965年，是一个三线兵工厂。

三线建设期间的兵工厂基本建在深山。山里生活闭塞，来厂里工作的人却大都是从繁华都市迁来的，自然不甘寂寞。为了“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厂里组建了舞蹈队、合唱队、话剧社、棋牌社、篮球队、电影放映队等等文体活动小团体，还挺热闹的。

厂里自办一份报纸，四开四版的小报，除了宣传些工厂的“大好形势”之外，还有一个副刊，专登些厂里文学爱好者的作品，我还记得副刊有个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映山红”，取自山上一种叫映山红的野花，大致是要表达“在艰苦的环境下，不惧困难，努力盛开”的意思，很是正面励志高大上。

我那时是报纸编辑。我们报社属于厂里宣传部，共有四名编辑，轮换着编辑版面。我和另外一个罗姓男编辑因为年轻，有点文青的小范，最爱编的是副刊。每次选题，招一些作者在编辑部开会，穿着相对时尚的男女十余人窝在只有十平方的编辑部里，厂子弟校老师、生产车间工人、厂办公室秘书、技术员各色人等谈选题、分任务、抽烟、说笑、争论，此状被我和小罗称为“文坛之盛事”。由于现场嘈杂，令其他部门的同事不禁侧目，为此我们没少和其他部门的同事争吵。

我们选题的范围千奇百怪，从世界局势到红楼梦赏析，诗歌、散文、小小说、话剧角本等，甚至有长篇小说，因需要连载一年被主编无情砍掉,为此我们和主编据理力争,面红耳赤。当时我们一个月工资只有一百多块，编辑一个版面只有四块钱，很难说是为了钱去下如此大的力气。

接下说重点。

小罗毕业于某重点大学，学工科的，毕业后分配到我们这个三线兵工厂。此人在大学时不务正业，只对校园广播站感兴趣，一年四季泡在广播站里写稿子、播音、采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大学四年不知道怎么就混毕业了”。分到生产分厂实习，实在是“专业”不对“兴趣口”，于是给当时厂里的宣传部长修书一封，表达了想从事宣传工作的意愿，因为当时厂里有广播站、有报纸，还有电视台。宣传部长是个颇具开放精神的中年男，小罗入了他的法眼，于是将他召至麾下。

很快，小罗就调到了宣传部，如愿地搞上了宣传工作，还积极参加了舞蹈队。出镜采访、公开演出、客串播音员，各种公众场合仿佛无处不在，一时间成为厂里的“名嘴名脸”。

不过当时工资确实低，低到有损男人的自尊不说，连生活都成问题。加上在厂里学习锻炼得也差不多了，正好重庆卫视刚建台，公开招人，小罗就坐了6个小时的火车前去报名考试，考上了。当时他同在另一个兵工厂的父母反对他离开工厂这个“铁饭碗”，他又回来上了几天班。许是实受不了按部就班的日子，在我的“冷嘲热讽”下，毅然辞职去重庆卫视做了实习生。走的时候我没去送他，就此分别经年。

他离开工厂的时间大约是1998年，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天气非常热，家里的木头大衣柜经常“咔咔”作响，好像一个老人的关节不堪重负。当时工厂经营困难到工资都发不出来。他走了之后，厂里搞减员增效，老一点的编辑都提前退休了，就连我们的副刊作者有许多也离开了工厂另谋生计。编辑部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小姑娘，稿源极其缺乏，工作很艰难。为全厂一年给通讯员发的三千多块的稿费，我给财务处的人赔笑脸跑断腿，很没有面子。

我们的印刷厂在山上，天气热的时候，铅字间就是一个大蒸笼。给我们捡字的是一个清秀的小姑娘，可惜是个聋哑人，印刷师傅也一样。我们无法用语言交流，只能用手势和简单的文字。每当交流不通时，我会庆幸小罗总算离开了，否则一个大男孩老干这个事真是要命。

有时候在电视上偶尔看到一条有小罗名字的新闻，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我仿佛看到他在号称“火炉”的山城满头大汗走街串巷跑新闻的样子。

其实和小罗关系一般，曾经的同事而已。爱跳舞的男孩多少有些像“一块拧不干的抹布”，我不太感冒，加上他又精力过于旺盛,晚上没事总喜欢拖我去车间当“夜访生产线”之类的出镜记者，除了搞副刊作者活动之外，我基本不主动和他有过多交集。

他走后我们失去了联系，听说他后来曾经回厂过两三次，办完事就走，从不声张。他曾经跟那位把他从一线调到宣传部的老部长说，当时在工厂困难的时候当了逃兵，很惭愧，所以每次回厂不敢呼朋唤友，只行色匆匆。

虽然如此，他的消息还是陆陆续续传来了——去电视台的总编室了，当导演了，当制片人，甚至成了台领导。不过我也没有去考证这些消息的真假，生活漫长得好像不会结束，又飞快流逝。工厂后来搬迁，我从大山搬到一个繁华的城市，有了孩子，有了房子，我坚守的报纸从铅字印刷变成了电脑排版，从黑白变成了彩色。当初的文艺青年们纷纷老去，新一代的作者来了，他们仿佛春天的韭菜，一茬接着一茬，新旧交替，没有长性。

经受城市的洗礼，曾经在大山里呆了几十年的人们很快习惯了城市的娱乐方式，对副刊的感情越来越淡漠，我也一样。越来越粗砺的日子里，一点点精细的追求就成了奢侈品，我再不会主动地搞什么选题会，偶尔看到些优质稿件，我还是会眼前一亮，也仅此而已。我还是要为了由一年几千块涨到几万块的通讯员稿费,给财务处的人赔笑脸跑断腿——在企业搞宣传，永远是行走于传媒的边缘。

直至那一天，我在《南方人物周刊》发现一篇文章。刚开始没有注意作者署名，只看内容，文章大概是作者怀念自己的父亲，以一种冷峻克制的手法，记叙了父亲从生病到去世下葬的过程。最后作者以一个灵异的场景将自己丧父之痛爆发出来，我读后颇动容，看了一下作者名字：赫然就是小罗的大名。

巧的是，一会儿工艺技术部的张工程师上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南方人物周刊》，说他找一篇文章。张工和小罗是同一年分配到工厂的，两人是多年的朋友，许多有关小罗的消息我是从他那里得知的。我立马说，我知道你要找什么，是不是这篇文章，小罗的？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说，小罗告诉他的。

小罗将发文的消息告诉朋友，似乎除了以文抒情之外，还有点别的意思，毕竟，能在《南方人物周刊》这种杂志上发专栏文章，我认为还是很牛的。当然别人怎么看我管不了。

算来小罗已经四十多岁了，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应该有个发福的肚子，这一点我从张工那里得到了证实。我也入不惑之年，依然供职于厂里的编辑部，和那份编了快二十年的小报相伴。期间也想逃离，却因种种原因留了下来。逃离的过程中因一个偶然的机遇，和某报社签了两本人物传记，由此进入白天上班晚上写作的状态。如今它们已公开出版，就在我的案头，带给我隐秘的小欣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和小罗行走的轨迹不同，唯一相似的是我们对文字的那一点初心。这点初心会在某个寂静的夜晚蠢蠢而动，给不惑之年却困惑颇多的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愉悦。

每个文艺老青年的心里其实都有个作家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