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希曼教授对“失望”的概念并非基于“人类永不知足”的本性而提出的，而是从人类现实经验出发，将它与经济结构和发展的特定方面联系在一起看，用以考察人们参与公共事务时产生失望的各种情境，将其设定在，失望更多的可能产生于超越现实的预期而非超越预期的现实的“预期错误”上。
赫尔曼教授认为，公众从私人关注转向公共舞台的动机，和当公众参与公共行动遭受挫折后又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的原因，以及最终回归到参与公共活动和私人活动的统一，皆因失望——其背后是理性自利的逻辑（狭隘的理性选择模型），也就是说失望是人类事务的驱动力，它源于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
曾经那些利益至上和自我放纵的实利主义撕裂着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秩序，造成丰裕的物质没能让我们愉快，丰富的消费之后却愈加空虚，教育年限增加了却没能提升独立思考的能力。于是如教授观察到的那样，当时社会的消费者总是在私人的可获得与公共精神两种模式之间摇摆不定。一旦努力与回报失衡到不愿承担的程度，人们的注意力就会发生转向。
时至或更为艰难的当下，人类需要一种更具包容性、更富有弹性的现代文明，以应对其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的宏大主题。就如正当我们兴致勃勃地奔向全球化人工智能时代开启生命3.0探索之际，2020年初一场全球肆虐的病毒彻底延宕了人类向前追求的脚步，让我们不得不正视现代人滞后的生理进化和高速的文化进化之间的失配问题，就寰球取向看该问题已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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