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年，作为一种计量年代的方法，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目前国际通行的纪年体系，为公元纪年法。这是一种源自于西方社会的纪年方法，原称基督纪元，又称西历或西元。
它以耶稣诞生之年作为纪年的开始，即公元元年。在耶稣诞生之后，称为“主的年份”（拉丁文Anno Domini，缩写为A.D.）；在耶稣诞生之前，称为“主前”（Before Christ，缩写为B.C.）。
不过，现代学者为了淡化其宗教色彩，以及避免非基督徒的反感，往往改用“公元”（Common Era，缩写为C.E.）与“公元前”（Before the Common Era，缩写为 B.C.E.）的说法。
我国从辛亥革命爆发后次年（1912年），就开始采用公元纪年。当时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决定采用公元纪年法与民国纪年法并行。
1949年9月27日，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宣布采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公元纪年。
与此同时，我国古老的干支纪年法仍然在民间沿用，直到今天。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从汉武帝开创年号纪年，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通行使用皇帝年号纪年，每当新政权建立或新君即位, 都要改用新的年号, 纪年也被赋予了独特的、浓厚的政治意义。
比如泰始元年（晋武帝）、贞观十三年（唐太宗）、万历十五年（明神宗）、宣统三年（末代皇帝）等。
到清朝末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和革命浪潮的汹涌，有识之士向西方学习, 探索救国富强之路, 不同政治派别提出了各自的社会变革方案, 革新纪年也成为其中一项重要的诉求。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主张采用“孔子纪年”。
这是参照西方的耶稣纪年——西方有基督教和教主耶稣，对社会能起到统摄作用，中国孔子的影响力与之相当，康有为以孔教为“中国之国魂”, 故孔子纪年堪与耶稣纪年相提并论。
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还归纳了采用“孔子纪年”的四大好处：
1.符号简，记忆易；
2.不必依附民贼，纷分正闰；
3.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油然而生；
4.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孔子之后，故用之甚便。
而许多留日学生和革命党人则主张参照日本神武纪年，使中国改用与之类似的“黄帝纪年”。
比如，著名学者刘师培就提出，采用“黄帝纪年”有三大好处：
1.黄帝以前之历史事实少，孔子以后之历史事实多。故以黄帝纪年，则纪事一归于简便，而无由后溯前之难；
2.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所以溯立国之始也。中国帝王虽屡易姓，与日本万世不易之君统不同。然由古迄今，凡汉族之主中国者，孰非黄帝之苗裔乎？故中国之有黄帝，犹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也。取法日本，择善而从。
3.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年号从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击而自破矣。
革命党领袖宋教仁等也力主采用黄帝纪年。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创刊时，即依此署年。
武昌起义之后，湖北军政府的文告采用黄帝纪年，各省纷纷响应，甚至各省发行的银两票、军用票，也大都使用黄帝纪年。
不过，在建立共和政府的讨论中，黄帝纪年被认为是基于帝王的纪年法，这与民主共和的精神不相称。最终，中华民国采用了公元纪年与民国纪年并行。
彼时，除了“孔子纪年”、“黄帝纪年”和从西方引进的“公元纪年”之外，人们还提出了“西周共和元年纪年”、“帝尧纪年”、“秦始皇纪年”等纪年方案。
其中，除“公元纪年”外，就以“黄帝纪年”影响最大，一直到今天，其在民间少数场合仍在进行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不时就有学者提出和呼吁：在国内重新恢复“黄帝纪年”！即：在国际上，使用通行的公元纪年法；而在国内，则以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元年，作为我国国历之始。
这些学者认为，所谓公元并不是真正的“公元”，而是基督教纪元；这种纪年方法并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
黄帝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以之为纪元，可以把海内外炎黄子孙团结起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对此，你怎么看？你认为现在还有必要恢复“黄帝纪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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