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 星期五 挑战第五天
白居易是中唐时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安史之乱”过后，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使得大唐帝国由盛转衰，江河日下。白居易就生活在唐王朝的这个转型期，“早年饱受战乱离别之苦，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痛苦的经历，博大的同情心，使得他认识到社会的危机和人民的痛苦，也培养起他注重实际和刚直耿介的性格。”一般认为，白居易的创作可以贬江州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志在兼济”，后期“独善其身”。
说到贬江州，《琵琶行》是我们所熟知的有提到“江州”二字的作品，“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对于《琵琶行》的主题，一般情况，从男权社会对女性所受不公正待遇提出质疑这一角度解读的比较多。其实，除了琵琶女，白居易笔下还有好多作品，为广大女性维权而作，从民间、从宫廷，他发现了一大批生存在封建礼仪教化下的命运不济的女子，或受男权压迫，或遭遇制度礼仪的摧残与损害，或受到贫苦生活的牵连，从她们身上，找寻社会底层人民悲惨命运的源头，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同情。这也是他关心民生疾苦的一个表现，这与他早年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做地方官对劳动人民感同身受有很大关系。《母别子》、《上阳白发人》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体现出一个政治官员的担当和责任，也体现他身为采诗官作《新乐府》的初衷，“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
事实上，批判封建制度下的男权意识，只是《新乐府》主题思想的一小部分。白居易的批判精神，体现在他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关注。《新乐府》题材广泛，涉及人群多样，有底层农民，有小个体经营者，有服役人员，还有下层工人。劳动是艺术创作产生的源头，在白居易笔下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虽然他不是直接的劳动从事者，但他力所能及地从劳动人群发掘新题材，表达新理念，传递新思想，尝试新作风。他从不表现自己作为统治阶级一份子的高高在上，即便是涉及，也是出于讽喻和劝谏。例如他写《骊宫高》，以宫廷建筑的高大宏伟来反衬普通劳动者的低贱卑微，劝谏统治者关注民生疾苦，而不是只顾自己骄奢淫逸，对下层苦工的艰辛劳动视而不见。再如《司天台》，从地理位置的险要来提醒朝廷，要加强军事防备，小心外族入侵。《新丰折臂翁》、《牡丹芳》、《隋堤柳》等经典作品更是意旨明确，充满士大夫的谏诤精神和批判精神。
在漫长的封建历史长河中，除了少数时期，能够和当时的唐王朝一样，包容知识分子，大度接受知识分子的讽谏言论。借此，在中国文人谏诤史上，白居易记下了重重的一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成为他真实的人格写照，同时，他把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理想紧密联系，也让我们看到了封建时期开明知识分子身上“兼济”的下移和“独善”的上升。
政治的开明、社会风气的影响、诗歌流变的趋势、个人自身素养所在，使得白居易的作品上承《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下启后世无数批判之作，表现出他出众的才华和独立的人格。他和元稹一道发起“新乐府”这一文学领域变革，担当起巨大的历史使命。批判社会弊端，坚持人文理想，开启思想路线，创造和捍卫文化，构建文化价值体系等一系列优秀的文人风貌在他身上皆得以体现。以社会责任为己任，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运用文化资本，实现知识关怀，介入社会领域，实现社会关怀，怀抱道德理想，实现人文关怀，是知识分子社会属性的外在体现，白居易以其一生阐明了这一点。他是个有信仰的人，在这个经常有人痛喊“集体无意识”“全民信仰缺失”的时代，他是我们所有人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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