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
有人对1957年宝安县的反“退社风”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牛不想喝水，按了牛头也不会喝。”
宝安县那些被强迫入社的农民，还有那些被镇压、被批斗的人们以及他们的亲属，在无法改变的现实面前，比起内地的农民来，多了一条出路，那就是：逃港。
逃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被定为“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并且认定造成逃港的原因不是什么大陆政府在政策上的过失，而是外部台湾、香港的美蒋特务煽动的结果，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结果。逃港者，就是叛国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30年逃港的潮起潮落，可说是中国政治稳定与否的晴雨表。我在笔记上，用红色波纹线详细标明着30年来深圳河上偷渡的情况。波纹线在1952—1956年的一段，变化是平缓的。波纹线没有大的起伏，甚至出现过“0”的记录。
很明显，国民党在大陆势力基本被消灭、一大部分持不同政见的人早已放出去香港。国内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这个态势在1956年下半年后出现了明显变化：红色波纹线在1957年后更突然急剧动荡，随之上升。毋庸置疑，这表明国内政治斗争开始激烈，一部分群众对政治、经济的状况不满而开始“背叛”。
红色波纹线节节上升，开始是每月偷渡几十人，接着是每月出现数百人，到了1957年的6月以后，猛然上升到每月近千人，最高上升到7月的几千人。
这就有点反常了。
如果这仅仅是因为不满“入社”而引起逃港，它应该是断断续续的，不应该形成集中的大规模的偷渡期。陡然上升的“水银柱”仿佛在提醒我，这后面有个什么事情在推动着“逃港”。
难道在1957年的六七月份，宝安县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份题为《关于对人民群众“放宽”来往香港问题的意见》吸引力我的注意。
报告称：
由于英方的坚持，1956年3月以来，中英双方实行“出入平衡”政策。即香港每天过来多少人，深圳这边就只能每天让多少人过去。由于要求去香港的人数大大多于香港来大陆的人数，宝安、东莞、惠州一带成千上万要求去香港的群众，探亲的要求不能得到批准，造成了不少群众选择了“偷渡”这条路。
报告说：“对于人民群众去香港的问题，采取放宽还是继续从严呢？我们认为放宽些好。”
报告大胆地提出了设想：“目前国内尚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我们既然不能包起来，去香港打工这条路就不应该堵死。”
在这里，作者把“逃港”改用了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做“出港打工”。十分聪明。报告还认为，与其造成群众与政府的对立，不如把“出港打工”的这道门打开得更大一点，更“放宽”一点。
表面看，这份报告没什么，而细看则柔中有刚，内含着要求“对港政策”改变的潜台词。
那么，广东省委是怎么样对待这份报告的呢？
广东省委很快就批准了这一报告，同意“放宽”。
进一步说，宝安县委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然想上面提出要“放宽”呢？
看来是农村政策出现了问题。农民对强迫入社不满，整风整社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造成偷渡香港。宝安县委难以控制局势，只好请求上级“放宽”让一部分群众去港。
这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
但同时另一个反过来说的解释是：群众逃港越多，应该只会促使宝安县把边防卡的越严，为什么反倒“松”了？
是不是有一件“突发”的事情，让宝安县委无法“卡”下阕，从而有理由要求上级把政策放宽？
终于找到了：也许65岁以上的广东老百姓会记得，1957年的三四月，对于依靠田里的收成来填饱肚子的广东农民来说，是一个难熬的春天。一方面是政治运动，开会斗争；一方面是青黄不接，粮食紧张。1957年春，粤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大水灾，致使数以万计农民失去了家园，大批农民自北往南避慌。当色，广东的男不饿，宝安、惠阳一带没有受灾。于是，流浪到广州一带的成千上万灾民，又涌向广东南部。
广东省委文件《中共广东省委转批宝安县公安局“关于外省、外县居民大量流落边防区的专题报告”》称：流亡到深圳边防线上的灾民，手里拿着乡里、社里开的证明，拖儿带女、哭哭啼啼，成千人围聚在罗湖桥海关一带，口口声声要到香港去“投亲”。如果说不让他们缺，就躺在罗湖桥上不起来。
那时，从香港来往内地的旅客，都要在深圳罗湖桥下车换车。深圳镇上灾民集体要饭的场景，被“港澳同胞”看得清清楚楚。不少右翼记者抢着拍照，港台的报纸上，立即登上了“粤北大饥荒，数万难民南逃边境”、“共党政权料难维持”的醒目标题。
对于灾民流边，当地部门十分为难，因为数万群众来边，无论在治安上或者食物在供应链，都成了问题。于是向上反映这种情状：“由香港翻来的同胞十分难过，买东西给他们吃，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响。”希望引起上级重视并尽快解决。
按照往常做法，那些擅自进入边防，而且在“影响着共和国形象”的人，是要被强行驱赶离开罗湖桥的。但是，这次却格外“宽松”，非但没有强行遣返裙则，反而在一些场合替流浪群众说话：“既然人民群众有困难，我们能见而不管吗？”
这样，在“强迫入社”而导致群众逃港的情势下，本来就希望上级“放宽”的宝安县委，由于灾民事件的出现，找到了更多要求放宽的理由。
上级，即广东省委，分明也在配合宝安县委的要求。
很快，1957年6月29日，广东省委、省人委便向各地批转了广东省公安厅的报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对外第一次向香港的“放宽”就这样出台了。
放宽的范围包括：“珠江口以西近澳门的地区，包括广州、佛山、珠海、等11个县、市。”这中间，宝安县边防开发的程度是最高的。出境的“秘密口子”包括“沙头角的梅沙、盐田、福田区的沙嘴、沙头、石下、沙尾，南头区的白石洲、后海、粤海门、湾下，蛇口等地。”
这就是年纪在65岁以上的宝安县老人，至今记忆犹新的所谓“57年大方河口”！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某种原因的打断，文件所设想的还将“正式放宽和取消入港限制”本来很有可能成为广东省委的下一步决策。
但是，谁也没想到，文件下发不久后突然被收回。
这是因为情势的发展，突然变得不可控制。
风集云汇，仅仅两三天时间，广东各地成千山万的群众，黑云一样涌到深圳河边来了。边境的铁丝网边涌满了群众，边防也承受不住了。各种告急的汇报不断发到宝安县委、省政法边防部甚至中央桌上。汇报材料称，有情况表明，群众外流正在逐步蔓延到内地，湖南、广西农村，已有数县得讯的群众准备逃港。
港英当局也慌了。香港的报纸惊呼：“共产党偷放河口，难民潮水涌港！”“中共违背对等原则，出入平衡遭破坏。”
不良的国际影响出现了：英国的本土主要报章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深港边境“难民涌入香港”事件。英国政府立即向北京发出了“照会”。
香港的左翼人士也向北京发起惊呼：“如不迅速采取措施，后果十分严重。”
北京也紧张了，直接质问宝安县委是怎么回事，命令“从速反映情况”。
在难以控制的形势面前，广东省委、宝安县委，都不敢再走下去了。
深圳河边的铁丝网下，荷枪实弹的部队增加了，有行动的地富反坏分子，如参与偷渡，可以被判刑，以至枪毙。
这次逃港潮来的快，去得也快。不到几天的时间，深圳河边境就恢复了平静。
中国农民的盲目性，常常是盲目而起，盲目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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