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瑰丽的夕阳染红了西边天际，我和几个同学踏上了回家的火车，八十年代的绿皮火车慢到地老天荒，我们选中的那列慢车耐心地在每个小站停下，一窝蜂地挤下去一些老乡，又一窝蜂地涌上来一些老乡。
快过春节了，老乡们拎着香烟白酒点心盒子，有的挎着一个花布包袱，还有人背着一卷铺盖，不少农民头上裹着白毛巾，那是北方农民的标志。车厢里烟雨弥漫，旱烟味抢得人眼泪直流，我们都泪汪汪的，拥挤的人们散发出各种气味。
我们队一百零八个好汉中，只有五个是老乡，虽然是老乡，却不是特别熟，大家不在一个班，平时说话都很少，但我们在一个队，一个教室上课，一个队列训练，因此，低头不见抬头见。
五位同学中，只有我和明子是女生，另外两个高个子男生，一黑一白，他俩结伴走过时，黑白两道特色分明。黑脸的叫佳彬，白脸的叫大军，俩人都是队长眼里的捣蛋鬼，另外一个脸蛋红红的小个子男生叫丁勇，既聪明又特别用功，学习很棒总被队长表扬。
佳彬是蒙古族，长得超帅，你如果看过我的阿勒泰，可以联想到那个李娟喜欢的帅哥，少数民族的帅是那种不同凡响的帅，他们的帅不可一世。
佳彬的小胡子早上刚刮过下午就会冒出来，为此，队长总说他军容风纪不整，他也不予解释，一副青春的荷尔蒙顶着胡子往出钻我又能那他怎样的神情。
我们探家时本应换上便装，但大家宁肯穿着军装，一是没有合适的便装，二是我们觉得军装最酷，我们在军服上别一枚校徽，八十年代，时尚的标志就是别着校徽的年轻人，他们像今天巴黎梯台上的超模。
我已适应了军校，想起这个艰难困苦的适应过程，至今依旧会激动不已。对我来说，“改造”是个有形的东西，要想适应它的形状，必须先粉碎自己。粉碎是疼痛的，流血的。血若是白流会更痛，所以我要珍惜。珍惜这艰苦的磨炼、百炼成钢，钢铁就是这样练成的。这些话我写在日记里，有个友友说，你的记性真的太好了什么都记得！我说不是记性好是因为一直喜欢写日记。
我们依旧背着军用挎包和绿色水壶，里面的水已经凉了，但是可以在关键时刻解渴。因为穿着军装，就不约而同地保持着军容风纪，还要礼让三分，爱护老幼，上了车后，行李也不敢直接放在行李架上，等着有人下车了腾出了地方，才放上去。
我们在北京转车，但是另一趟火车几个小时以后才开，于是，明子说：“咱们去看长安街的灯火吧！” 大家齐声说好。
我们把行李存在了寄存处。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背着军挎，穿着军大衣，上了长安街。旁人看来我们几个有些傻，但当事人却欢喜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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