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回忆：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北大做了一名英语教师。读大学时，由于我自身条件不好，没有一个女生看上我。我的爱情经历一片空白，但这挡不住我对爱情的向往。那是一个初夏的傍晚，我在图书馆一个偏僻的角落里看书，偶然抬头，看见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孩走了进来。那女孩穿了一件淡绿色的T恤，神情淡定而甜美。于是，我向她发动了爱情攻势。经过半年的死缠烂打，我终于把她追到手了。
俞敏洪在《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一书中描述了自己为何作出弃教从商的决定，把自己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妻子的督促与要求。俞敏洪曾经说过：我把我弃教从商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妻子没完没了的唠叨。成功是被老婆吼出来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出国潮高涨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朋友们都失踪了，最后接到他们从海外发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他们已经登上了北美大陆。看到他们都出国了，我依然没有生出太多的羡慕。但不幸的是，我这时候已经结了婚，我不和别人攀比，我老婆会把我和别人比。她能嫁给我就够为难她的了，几乎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如果我太落后，她这脸面往哪里搁呀？突然有一天我听到一声大吼：如果你不走出国门，就永远别进家门！我一哆嗦后立刻明白我的命运将从此改变。我发现，一个女人结婚以后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进步，却能把一个男人弄得很进步或很失败。
老婆的一声吼远远超过一切的力量，从1988年开始我就被迫为了出国而努力学习。每次我挑灯夜战TOEFL和GRE的时候，她就高兴地为我煮汤倒水；每次看到我夜读《三国》，她就杏眼圆睁，一脚把我从床上踹到地上。我化压力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终于考过了TOEFL，又战胜了GRE，尽管分数不算很高，但毕竟可以联系美国的大学了。但美国的那些教授们一个个鹰眼犀利，一下就看出来我是个滥竽充数的草包，连在太平洋一个小小岛屿上的夏威夷大学都对我不屑一顾。
没有愿意给我提供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的学校，我只能自己准备这一大笔学费了。去美国至少需要人民币十几万，在那个时候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了。我为了积攒求学费用，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代课。代课方式很有效，一节课30元，十节课就是300元，我的个人收入很快就增长了起来。
从1988年到1990年，我为出国先后挣扎、拼命了三年。最后，我还是因为缺钱致使出国读书的梦想破灭了。当时我老婆对我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学习、赚钱。第一步的努力拼命想出国，没有成功，我就转了个方向继续努力。就是我必须要让家里有钱花，这样我就可以让老婆对我的危机感往后延续一点，当时有钱花的标志其实挺有意思的。
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苏的，我在长江边上，她在海河边上，所以都喜欢吃鱼。我们两个都是大学里的普通老师，因为没有钱，我当时买鱼就专门买死鱼，因为死鱼只要两块钱一斤或一条这样子，活鱼就变成了六七块钱。
我记得的一个转折就是，我到外面为培训机构代课以后，开始是一二百块钱一个月，后来就变成了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当时我老婆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我们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晚上一般我就负责做饭。记得有一次她下班回来以后，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就很开心。那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
邀请同学回国，共同打拼新东方：
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精神。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从小就热爱劳动，我希望通过勤奋的劳动来引起老师和同学们的注意。我的手脚比较灵活，一劳动就能干得很好，这在当时可是很有荣誉感的事情，这一点我绝不撒谎。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一直积极主动地打扫教室卫生。
到了北大以后我还是保持着这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打扫了四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做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同学们一定认为我这件事情白做了。
又过了十年，到了1995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我希望找合作者，就跑到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
俞敏洪北大演讲
俞敏洪的成功，离不开老婆的美丽背影：
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太容易抢占先机，因为天性有点与世无争，反映到学习和追求上就是不够上进，或者说没有进取心。1985年大学毕业后被留在北大当了老师，不是因为成绩优秀，而是因为当时北大公共英语迅速发展，师资严重缺乏，结果把我这个中英文水平都残缺不全的人留了下来。尽管当时我的教学水平不怎么样，但是我却很喜欢北大宁静的生活，准备把一辈子托付给北大，在北大分给我的一间八平米的地下室里自得其乐，天天在见不到一丝阳光的房间里读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整个楼房的下水管刚好从我房间旁边通过，二十四小时的哗哗水声传进耳朵，我把它听成美丽的瀑布而不去想象里面的内容。后来北大可怜我，把我从地下室拯救出来，让我搬到了北大十六楼同样八平米的宿舍里。每天早上打开窗户就能见到阳光，我感激得涕泗横流，决定把一辈子献给北大。
我是一个对周围事情的发展很不敏感的人。到今天为止，我对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变化依然反应迟钝，认为这是大人物的事情，和我这样的草民没有太多关系。我对周围的人在做些什么反应也很迟钝，认为这是人家的私事，我没有知道的权利。在这种迟钝中，我周围的世界和人物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中国已经向世界开放，出国的热潮在中国悄然兴起。我周围的朋友们都是奔走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迅速嗅到了从遥远的国度飘过来的鱼腥味，偷偷地顺着味道飘来的方向前进（当时大家联系出国都不会让单位知道，甚至不愿意让朋友知道）。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朋友们都失踪了，最后接到他们从海外发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他们已经登上了北美大陆。
我依然没有生出太多的羡慕。我能从农村到北大就已经登天了，出国留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奢侈得不敢想的事情，还是顺手拿本《三国演义》读一读更加轻松。但不幸的是，我这时候已经结了婚，我不和别人比，我老婆会把我和别人比。她能嫁给我就够为难她的了，几乎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如果我太落后，这脸面往哪里搁呀？突然有一天我听到一声大吼：如果你不走出国门，就永远别进家门！我一哆嗦后立刻明白我的命运将从此改变。后来我发现，一个女人结婚以后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进步，却能把一个男人弄得很进步或很失败。
老婆的一声吼远远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从1988年开始我被迫为了出国而努力。每次我挑灯夜战TOEFL和GRE的时候，她就高兴地为我煮汤倒水；每次看到我夜读三国，她就杏眼圆睁，把我一脚从床上踹下。我化压力为动力，终于考过了TOEFL，又战胜了GRE，尽管分数不算很高，但毕竟可以联系美国大学了。于是开始选专业。我平时虽然涉猎甚广，但对任何专业都没有真正的爱好和研究。病急乱投医，我几乎把美国所有的大学都联系了个遍。美国教授一个个鹰眼犀利，一下就看出来我是个滥竽充数的草包，连在太平洋一个小小岛屿上的夏威夷大学都对我不屑一顾。挣扎了三年，倾家荡产以后，我出国读书的梦想终于彻底破灭。
出国不成，好好活下去便成了我的第一选择。于是我每天晚上出去授课谋取生活费用。三年多联系出国的经历，使我对出国考试有了很深的了解。而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九十年代，大家已经开始明目张胆地为出国而拼命。北京的TOEFL、GRE班遍地开花。北大里面有TOEFL、GRE班，北大外面很多培训机构也有TOEFL、GRE班。北大里面的班轮不到我去教，老资格的人把职位全占了，于是我就只能到外面去教，结果就影响了北大的生源，就得罪了北大，就被不明不白地给了一个行政记过处分。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出国没弄成，教书没挣到钱，反而连北大都待不下去了。我尽管不好胜，但也要脸，不像今天已经练就了死皮赖脸的本领，被处分了还怎么在学生面前露面啊？只能一狠心从北大辞了职。
于是我就一心一意地搞英语培训。先是为别人教书，后来我就发现自己干能挣更多的钱，就承包了一个民办学校的外语培训中心，先是搞TOEFL培训，后来又发现开GRE班比开TOEFL班更受欢迎，于是就开始开GRE班。招来了几十个学生才发现没有任何老师能够教GRE的词汇，我只能自己日夜备课，拼命翻各种英语大辞典，每天备课达十个小时，但上课时依然捉襟见肘，常常被学生难倒，弄得张口结舌。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我只能收起懒散的性情，开始拼命背英语词汇，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贴满了英语单词，最后居然弄破两本《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男子汉不发奋则已，一发奋则几万单词尽入麾下。结果我老婆从此对我敬畏恩爱，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后来呢？后来就有了新东方学校，就有了《GRE词汇精选》这本书。最早写这本书时，中国还没有普及电脑，我就用一张卡片写一个单词和解释，在写完几千张卡片以后，再按照字母顺序整理出来送到出版社，结果出版社不收卡片，我只能又把几千张卡片抱回家，我老婆就在家里把一张张卡片上的内容抄在稿子上，每天都到深夜不辍。书终于出版了，由于用了红色封面而被学生戏称“红宝书”。后来为了不断跟上时代，又几经改版。由于有了电脑，修改起来也变得容易，不再需要任何人伏案抄写。但对我来说，这本书惟一的意义，就是直到永远都留在我脑海中的——我老婆在灯光下帮我抄写手稿时的美丽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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