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后，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政治与历史变革，就是结束帝制，走向共和。但是帝制结束了，并不代表革命者就可以马上建立一个新制度，走向共和。

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推翻帝制之后，共和国的正当性，或者说法统从哪儿来？

什么是法统

先说说什么叫法统，法统可不仅仅是个西方政治学概念。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政治秩序要想稳定，都必须要讲究法统，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比如，《论语》里讨论如何治理国家时，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正名”，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分不对头，做事情就师出无名，搞不定。

这个正统的名分，其实就是法统，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些最基本的共识，让各种政治活动都有了连贯统一的名义，国家秩序才能成立。

在中国古代，法统归皇上，所以政治活动最根本的名义都从皇上而来。到了现代的共和国，就要以人民的名义了。

但人民的名义有一个麻烦，你得听听人民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你不可能真的把几千万、几亿的人民张罗在一起开个会，这事根本没办法操作。所以得有人作为人民的代表，来代表人民的名义。

那么问题就来了，谁有资格代表人民呢？这些代表们发生争执的时候，又该听谁的呢？所以肯定不能简单地说“以人民的名义”，必须先得找到所有人都认账的共识。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非得要有共识？都已经革命了，把旧制度一把火烧了不就行了，哪有这么复杂。但是，一把火烧掉之后日子还得过，要过日子就得有一定的规则。要让大家对规则都认账，这就是最基本的共识。

那怎么才能建立一个规则让大家全都认账呢？ 那就是宪法，只要大家都认这个宪法，发生争执的时候，就有公认的解决争议的规则，不至于要掀桌子，用武力解决问题。 天天掀桌子的话，日子就没办法过了。

问题还是没解决，宪法要从哪来？没办法让全体人民聚在一起写宪法，还是得有人代表人民来写。谁有资格来做这个代表呢？怎么判断他是否有这个资格呢？谁来做这个判断呢？他做判断的资格又是怎么获得的呢？

这些问题可以不断地问下去，但到这就打住吧。所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对一个国家来说，你的法统和正当性是哪里来的？这个事情能说清，别的都迎刃而解。

民国法统的第一个来源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有了中华民国，那么民国的法统是从哪里来的呢？

民国的法统有两个来源，可以用两个历史文献来代表。分别是1912年3月11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退位诏书》。

先说第一个来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里面一开头就说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就是说，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名义。那么人民都包括哪些人呢？《临时约法》里特别说明了，是包括汉、满、蒙、回、藏的所有人。这就是著名的 “五族共和” 的说法。

为什么要特别说明是五族共和？这里其实有一个很重大的转变。

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有一句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谁是鞑虏？就是少数民族统治者。这个主张来自于清末民初的学者章太炎。他在清末鼓吹革命的时候就提出，中国人民应该只包括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

革命后的中国应该包括中原的汉族地区、朝鲜、越南和半个缅甸，因为这些都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地方。至于满、蒙、回、藏，那里的人愿意加入中国也行，不愿意加入就不理他们。这个主张被精简为一句话，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但在当时，还有一派人非常不同意章太炎的观点，代表人物叫杨度。他认为中国人民应该就是大清所统治下的所有人。

如果照章太炎的说法，只要一革命，满、蒙、回、藏马上就会被列强所瓜分。东北会被日本分走，蒙古和新疆地区被俄国分走，西藏地区被英国分走。别的列强一看没捞着好处，马上就会过来再瓜分汉族中原地区。

按这个路数，中国就什么都不剩了，章太炎还想要朝鲜、越南，中原能不能保住都很难说。所以中国绝对不等于中原，中国人民也绝不等于汉族，必须以大清帝国的政治现实为基础，来定义中国和中国人民，别的办法都会带来灾难。

很有意思的是，章太炎的观点，其革命动员的效果远远比杨度的要好。 因为杨度认为，政治变革要稳妥起见，不要搞革命，让皇上主动搞君主立宪是最好的。革命者肯定对杨度的路数不耐烦，事情坏就坏在皇帝上，你还想指望他？

所以辛亥革命刚搞起来的时候，口号就是章太炎主张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动员效果极佳。但是等到革命搞起来之后，革命者很快就意识到，杨度的说法有道理。 革命成功的条件之一就是得要完整地保住大清领土，否则国家真的有可能被列强彻底瓜分掉，革命也就完蛋了。

所以武昌起义后，革命者很快就在南京组建了一个临时参议院，制定出《临时约法》。约法中所追求的就是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继承大清领土。

这样，《临时约法》就给中华民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统。 这相当于临时参议院代表中国人民，或者说以人民的名义，抛弃了传统，在南京制定宪法，确立了共和的新法统。

临时约法有个严重的先天不足。虽然《临时约法》规定了中国人民是包括汉、满、蒙、回、藏的所有人，但是临时参议院的议员代表只来自部分省份，并没有召集到来自全国的代表，它的权威很难获得满、蒙、回、藏地区的认可，因为人家本来只认大清皇上。

这样一来，《临时约法》是否真能代表人民的名义就有点含糊了。

民国法统的第二个来源

民国法统还需要有第二个来源，这就是《清帝退位诏书》。

大清皇帝颁布这个《退位诏书》，肯定是出于各种无奈。但从法统的角度来说，皇帝是怎么想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面给出的一系列说法。

因为法统要的就是正统的名义，《退位诏书》里的说法刚好给出了这些名义。诏书一方面承认了共和是人心所向，一方面也解决了满、蒙、回、藏的问题。

我们仔细来看看诏书是怎么说的，诏书的原文是文言文，网上能搜到，读出来可能比较难懂，在这就只用白话文讲一下其中的意思。由于当时皇上还是个六岁的小孩，所以诏书是以太后的名义发出的。诏书的前半部分大致是说：

有人在南方起义两个月了，各省响应的很多，南北双方谈判很久了也没谈成。能看出来全国人民的心理，多半都是倾向于共和，而不是帝制，看来这就是天命了。既然这样，我们家继续赖在这，跟全国人民拧着来，也说不过去。仔细考虑了天下大势和国内民情，我带着皇上，我们娘俩把统治权归给全国，把国家改成一个共和立宪的国体，这样既满足了国内结束动荡的渴望，也符合古人天下为公的大义。

这里说得很明确，我们爱新觉罗家已经看明白了，天命已经不在我们这了，全国人民想要的就是共和，那天命就在共和那边了。

皇上都这么说了，那么民国自然就有正当性了。 诏书用的还是天命这说法，这就相当于一次特殊的禅让。 历史上有各种禅让，都是一个皇上禅让给另一个皇上，这回是皇上禅让给人民。民国因此获得了继承大清的资格，获得了正统的名义。

接下来还有诏书的后半部分，有这样一段话：

要把汉、满、蒙、回、藏，五族的所有领土合在一块，构成一个大中华民国，之后皇上我们娘俩就闲着吧，眼看着太平盛世建成，也是件美事。

这段话非常重要，满、蒙、回、藏如果坚持认为自己所效忠的是大清皇上，那么就势必要服从皇上的诏命。

皇上现在说了，你们应该跟汉族地区联合在一块，过去你们怎么效忠我，未来就怎么效忠中华民国。就是这段话，让满、蒙、回、藏地区的独立丧失了正当性，否则你们就是背叛了效忠皇帝的誓言。反过来，大清的领土完整地传承给中华民国，也就有了正统的名义。

前后这两部分内容加一块，大清就既承认了民国的天命所归，也明确了满、蒙、回、藏都应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弥补了《临时约法》的先天不足。

高全喜教授写过一本书，叫《立宪时刻》，专门研究了《清帝退位诏书》的宪法作用，你可以找来看一看。

因此，我们必须说中华民国是有两个法统来源的。满、蒙、回、藏地区不一定认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约法》，但是有了《清帝退位诏书》，满、蒙、回、藏即便不认南京政府的账，也必须要承认中华民国。

所以说，有了《清帝退位诏书》，民国才能完整地继承大清的领土、国民和法律身份。

为什么是袁世凯担任大总统

解决了中华民国的正统性，那么应该由谁来承接这个正统性呢？这两个法统来源，又是怎么统一起来的呢？答案是，通过一个人——袁世凯。

《清帝退位诏书》里还有一句话：委托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南方的革命党协商南北统一的办法。有了这句话，袁世凯就能接住大清这边的法统。

南京方面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向袁世凯承诺，如果他愿意拥护共和，让清帝退位，那么愿意把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有了这个承诺，袁世凯也能接住南京方面革命党的法统。

这样，两边的法统都落到了袁世凯的身上。

为什么两边都愿意支持袁世凯呢？对于大清来说，实在是没辙。革命党起来了，大清要去镇压，可是能用的兵在哪呢？只能是当年袁世凯训练出来的新军，这些军队一般人根本指挥不动，必须要袁世凯才行，大清就被袁世凯挟持了。

对于革命党来说，也没辙。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实在是没钱，国库里一度就只有十块大洋。当时中国南部动荡不已，临时政府也没法迅速地恢复秩序。这就意味着，没法通过征税来充实国库。政府的财政问题怎么解决？只剩一条出路，就是向洋人贷款。

可是贷款也贷不来，因为临时政府能不能活下去还在未定之间，没人肯借钱，临时政府很可能要撑不下去。如果袁世凯愿意支持共和，那么革命党就愿意跟他做交换，支持袁世凯当大总统。

但是大清和革命党的支持还不够，还需要第三个力量的支持，就是英国人。

清帝退位前，其实不光南京方面需要贷款，北京方面的清政府也同样需要贷款，两边都没钱了。要谈到贷款这种事，肯定绕不开英国人，英国是那个时代全球资本市场的主导者。

可是英国人反过来就得评估一下了，贷款给南京政府靠谱，还是贷款给北京政府靠谱？两边一衡量，都不靠谱。

南京政府里面那帮人，满腔热血，但没啥治国经验，把宝压在他们身上，亏本的概率很大。大清的北京政府，也不靠谱，因为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命运掌握在袁世凯手里。

英国人仔细一分析发现，还是袁世凯最靠谱。他一方面能挟持大清，另一方面也能跟革命党做交易。这个家伙两边都能摆平，又非常能干，有治国经验。如果支持他，就能把南京、北京两边统一起来。

对英国来说，这样既能保住中国庞大的统一市场，又能确保贷款的安全性。在前面讲英国的时候说到过，这两条是最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的，所以支持袁世凯就是英国人的最佳决策。

就这样，在清朝政府、南京政府、英国人，这三方合力的作用下，袁世凯如愿当上了大总统。在英国的主导下，一笔巨大的贷款借给了袁世凯政府，新生的民国得以支撑下去。

双重法统很重要，但也带来个问题。如果革命党看不惯袁世凯的话，他们可以用《临时约法》这个法统来指责袁世凯。如果袁世凯不服，则用从大清那获得的法统，来进行反驳。两边的共识因此又会破碎，这就导致了袁世凯统治没几年，就发生了一连串的新革命。

革命党试图推翻袁世凯，重建真正的共和，这就带来了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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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小结

法统是一个国家正当性的最重要基础。民国的法统有着双重来源，既把统治的正当性从皇帝的名义转换成了人民的名义，又获得了整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个完整国家的正当性。 但也正是这个双重法统带来了后续的政治动荡。

民国初年的一系列政治动荡，其实并未能够有效地发动一般百姓，中国的现代转型深度仍然很有限。但是过了没几年，在终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上，中国的一系列遭遇，却动员了一般百姓，中国的现代转型迅速地走向深入化与激进化。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下一讲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