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早期
中国最早的人类生活可以追溯到距今数十万年前的北京人（直立人），其遗迹最早发现于中国北方的平原地区，此后在其他地区也陆续发现。北京人身高约1.5米，脑容量比现代人的小。北京人与“爪哇人”和在非洲、中东及欧洲发现的多种直立人相似，这些早期人类依靠捕猎野鹿和其他动物以及捕鱼、采集生存，男性比女性体形略大，劳动可能存在性别分工，女性从事采集。关于他们的语言能力、社会关系和信仰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确知的是，他们使用碎石制造工具，并用火烹饪食物。一些头骨上存在的猛烈敲击痕迹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吃人脑。
二、中国最早的帝国及其后时期
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其文化、语言和地域的连续性。商、周的中心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或其支流渭河流域，中国最早帝国（秦、汉）的都城也位于同一地区。北方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也在日后一以贯之，延续至今。假如西方文明经历了同样的延续，其演进过程就会是从尼罗河谷的底比斯到尼罗河畔的雅典，尼罗河畔的罗马，及后来陆续形成的尼罗河上的巴黎、伦敦和柏林，这些文明中心都使用埃及语，书写埃及象形文字。
然而，历史上众多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中国是静止不变的。公元前3世纪出现了一个关键转折点，即类似于西方封建制的旧式西周诸侯国分封制被中央集权官僚政府所取代。新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起了北接草原、南至越南的庞大帝国。
中国最早的帝国的历史由三个部分组成：秦、西汉和东汉。英语中的“China”一词，就来自“秦”的音译。秦在公元前256年推翻了东周天子的统治，并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在重塑中国的过程中，秦王朝用力过猛，以至于过度扩张，在统一后仅仅延续了一代就分崩离析。继之而起的西汉和东汉则各自延续了约两百年。西汉由刘邦建立，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8年；东汉由西汉皇族后裔刘秀建立，从公元25年到220年。尽管两汉几乎前后相连，并且在制度和文化上有许多共同点，但历史学家通常将它们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时期。两汉对中国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中国的主要民族仍自称为“汉族”，以与蒙古族、满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区别，其文字则被称为“汉字”。
三、帝制时代的高峰
如果我们把6世纪末到14世纪中期的中国王朝也像古埃及王朝那样编上序号的话，隋和唐就是第二帝国，宋是第三帝国，元是第四帝国。然而，数字无法传达出这些王朝的特征。唐朝（618—907年）是所有人最喜爱的朝代：开放，四海一家，开疆拓土，生气蓬勃，富于创造性。唐代中国作为榜样，对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国家建构与文化繁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诗歌艺术在唐代达到巅峰，后无来者。宋朝（960—1279年）在艺术上与唐朝旗鼓相当，是中国绘画的杰出时代，也是中国哲学自周代诞生以来最为重要的时期。尽管军事实力不强，宋朝仍然出现了重要的商业革命。元朝（1279—1368年）是蒙古人治下的短命王朝，当时的中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帝国。
四、帝制时代后期：明朝和清朝
明清是中国最后的两个王朝。明朝是汉人的政权，清朝是由外来征服者建立的王朝，其统治集团和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族人。尽管如此，两朝在制度和治理模式上十分相似，以至于有历史学家提出“明清专制统治”，就好像这是一个单一体系。帝制中国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权历史悠久，明清只是其最后阶段。当唐朝重建中央集权帝国，中国人锻造出了一套非常高效的行政体系，并且与他们内心熟悉的、教育所宣扬的社会准则极其吻合，以至于每次王朝覆灭后他们都能重建这一行政体系。即使是由外来征服者建立的王朝，也接受了这一模式的大部分。这一模式在明清显然得到延续，赋予两朝历史一种显而易见的循环形态。
但是超越王朝界限、非循环的趋势或许更为重要。中国的人口数量在从汉朝至宋朝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稳定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但在明朝突破了这一范围，在清朝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在这点上，明清时的中国走上了发展成当今面貌的道路。商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18世纪，中国出现了前往东南亚和更广大地区的移民群体。19世纪，这一群体迅速扩大。这是人口压力和出口政策双重作用的结果，这一点不在此处的讨论范围内。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在中国和草原民族之间实力均衡的变化，这种均衡在直到19世纪的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简单来说，火器起初仅给欧洲带来了对中国的微弱优势，但是到清代晚期，却给中国对付草原骑兵带来了巨大优势。其结果是中国维系了对西藏、新疆等地区的统治。今天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某种程度上是清朝的功劳。
五、近代中国
在世界史上，自19世纪中叶起，西方成为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力量，其工业产品和坚船利炮到达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它信仰自由贸易，并用武力将之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引发了遍及全世界的变化。但是，由于内部实力不同，各国对西方影响的回应差异巨大。事实上，“对西方的回应”在各国历史上尽管十分重要，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19世纪的中国，亿万民众终生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从积极的光明一面来看中国近代史，可以说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是相当成功的，尽管被迫接受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逃过了如印度、缅甸、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朝鲜等亚洲国家那样沦为殖民地的命运。而且，从今天的视角回顾，我们注意到，儒学比任何其他地区的超世俗宗教对科学和现代观念的阻碍都要小。与伊斯兰教、印度教或基督教不同，在面对更加强大的19世纪科学及相关信条的世俗主义时，儒学的世俗性正好使其自身分解，让位于科学的世俗主义。当然，很多儒家价值观深植于社会，使曾作为它们组成部分的哲学体系得以留存。事实上，儒家社会政治认同“崩塌的产物”之一是一种新的、强大的民族主义。
但是，19世纪中国的历史图景也被染上了一层黑暗的色调。我们称之为近代中国，但它更多的是中国遭遇近代西方的世纪，而不是中国自己走向近代化的世纪。第一阶段始自鸦片战争（1839—1842年），终于清朝灭亡（1912年），除了一些特别事件外，中国基本没有受到西方的明显影响。即使在鸦片战争——这一事件比1853年到1854年美国准将马休·佩里“访问”日本重大得多——结束后，王朝仍过了整整七十年才灭亡。满族统治精英和传统士大夫展示了非凡的持久执政能力。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他们深植于内心的儒家教义，部分是由于环环相扣的制度体系——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科举制、学校、家族和宗族，还有一部分是由于缺乏可行的替代方案。19世纪中期，地方领袖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重建中展现出的高效使王朝体系一度重振。传统方法只有在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中才不起作用：在海上遭遇比自身实力强大的国家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新体验。1912年前的七十年时间里，西方发展得更为强大，中国只是人口更多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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