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有点别扭，在不太顺畅的当儿，尤其在繁忙之后渐渐平静或是麻木了，还是要独自待会儿，开一盏灯，把一些人或事记录成文字，至少我觉得这是一剂良药，让无处安放的灵魂在难得的空隙里缓一缓，透口气。
2022年4月3日，星期六，母亲打电话过来，说的无外乎还是一些琐事。
从母亲的口中得知，家里疫情放缓，但为了以防万一，本就不大的小县城还在全县封闭，舅舅也因此被阻隔在任职的乡镇，回不来，也出不去。
眼下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县里赶在春耕之前实现了动态清零，让不少依靠种地生活的农民长长舒了口气，但东北地区秸秆处理“行动方案”却让他们犯了难：坚决杜绝焚烧秸秆，违者罚款2万。因为疫情的缘故，田里还没处理的玉米杆远远看去像是一片黄海，仅有的几台玉米联合收割机即便24小时开足马力，也远远满足不了绝大多数人的需求。随着天气转暖，农民掌心里一粒粒饱满的种子越来越干瘪，靠田吃饭的他们脸色青的像一块块铁板。
在乡镇当纪委书记的舅舅原本是来检查落实情况的，但在田里转了几圈后也跟着一起犯愁，嗓子哑的不成样子。有村支书找他求情，把毛色发亮的大公鸡和热乎乎的鸡蛋往他车里塞，求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悄悄的“自行处理”，有一次在来回推搡中舅舅还摔了个趔趄，但舅舅实在开不了这个口。他也因为疫情的缘故一个多月没回家了，母亲因为一些琐事打电话发牢骚，还没张嘴就听见舅舅在那边扯着嘶哑的嗓子喊：“这事儿大家伙放心，哪怕我不干了，从这个岗位下来，也争取给大家解决问题。”
“50岁的人了，还这么虎气。”母亲撂下电话就没好气的和我絮叨：“别说你舅不是一把手没有这样的权利，就算他是个乡长也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确实如此，法理上讲，政策制定出来就需刚性执行，哪怕它在特定的环境下不够合理，在特殊的阶段伤害了一个类群体的感情和利益，它也不能因为一人一时一域立即改变，否则就会伤害到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有句话讲，不要过度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我想也是这个道理。
那怎么办呢，也许舅舅向上反映问题是对的，但前提是得有一个不摆扑克脸，不说场面话，不单单拿政策说事儿，能够做到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的好领导和好上级。
希望几天过后，舅舅能够得偿所愿，等着种田的农民们也不再为春耕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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