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有的人将司马光划为大官僚大地主等豪强贵族的代表，将他的《与王介甫书》说成是对新法的无端责难；而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则是“针对司马光强加于新法的种种罪名，观点鲜明、要言不烦、理直气壮地加以驳斥，表现了一个改革家的坦荡胸怀和高度自信”。其实，司马光此信绝非谋少数人的私利，此公人品更如光风霁月，绝非信中的那种“壬人”，他对新法的批评也并非都是“邪说”。可以这样说：他们都是在为国而谋，只是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不同；《与王介甫书》与《答司马谏议书》都是椐实而发、言之成理，但又都从自己的目的出发而回避了一些要害问题。因此，把两封书信加以比较，看看他们是如何从自己有利的角度进击又如何进行避让，不仅使我们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不会以今代古，同时也让我们在文章的立论和驳论技巧上得到一些教益。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一是三冗危机。
北宋立国后，为了防止地方割据，便收归行政权、财权、军权，并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
宋初，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自宋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至宋仁宗时，更是三令五申。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冗员”）。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冗兵”）。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
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二是内忧外患。
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
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但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
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即告失败，结果并未改变这一严峻形势。
宋神宗即位后，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
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兼之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与王介甫第一书（熙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司马光
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惶恐再拜介甫参政谏议阁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月之雅1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处语嘿2，安可同也?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此其所以和也。
天子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从政始期年3，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
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4其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 已5逋责6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7三司8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须9请学稼10，孔子犹鄙之，以为不知礼义信，况讲商贾之末利乎？是知条例一司已不当置而置之，又于其中不次11用人，往往暴12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13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又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14州县，骚扰百姓者。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故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称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15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此光所谓用心太过者也。
介甫今乃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善之，与我不合则恶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进，谄谀之士何由远?方正日疏、谄谀日亲，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远16，难矣。夫从谏纳善，不独人君为美也，于人臣亦然。昔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之善否。或谓子产17毁乡校，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其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乐闻直谏、不讳过失故也。若其余骄亢18自用，不受忠谏而亡者不可胜数。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19如无也。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20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此，而介甫拒谏乃尔21，无乃22不足于恕乎?昔王子雍23方24于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谓自信太厚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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