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少年时代，经常听老师讲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率高，很多人连工作也没得做，然后就上街抗议。智商不高、不谙世事的我当时听得云里雾里，觉得外国工人阶级真是奇葩的一群，没有工作做不是很开心吗？可以不受资本家的剥削，可以趁机休息、玩耍、做自己爱做的事，怎么吵着闹着向工头要活干？如果老师和家长允许我不上学，又放任我出门玩耍，那样的日子不要美如天堂！要是今后轮到自己失业的话，我一定要逛遍城市的角角落落，见识每个电车和汽车终点站的模样，去看最远处的江，攀登城市中最高的山，再去登上河里的水泥船，跟随着船夫一家逆流而上，追溯到神秘的河流源头。
从那时开始，外国人吵着要活干，傻到根的印象一直持续到我毕业，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犯贱”。尽管现在的我，学过行为科学和经济学后，已经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不再认为外国工人傻，反而惭愧地感到年幼犯傻的正是我自己。但是先入之见的作用，使得我一见到来访的老外，就会浮现智商上的优越感，平时浑身上下绷紧的肌肉也放松了许多。
其实行为学家马斯洛早就在他的书里告诉人们，人的需要从低层到高层，可被划分为衣食住行、安全、社交、受人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等。人从先追求最低层次的需要为主开始，逐渐过度到追求上一层次的需要，当人满足了低层次的需要后，才会集中精力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所以外国工人只是在他们享受到完善的社会福利、基本的生活条件得到保障后，进而渴望满足高一点层次的需要，比如得到他人认可与社会承认的需要。
反观人在其童年和少年时代，由于自我意识处于浑沌未开或尚未发育成形阶段，此时他表现出的就是天真率性。那个年龄段的人，不论男女，除了家长的特意灌输外，都不太在乎世俗的名利、金钱和地位，也不知道自我实现一说，贪玩是孩子最大的欲望。大人们看的童话书《小王子》就表达了成人世界在孩子眼中的荒缪，就像我少年时代听到国外工人因为失业而抗议时的那种惊讶。但当人一旦步入成年，自我意识和自尊心增强，就知道需要替自己的生活承担起责任，于是不得不为自己的衣食住行而奔波。即使有朝一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他消除了对基本物质条件的担忧，他也会经受到外界部世界的其他牵扯，比如会感到自己还承担着对家人幸福生活的责任。
如果人进而到了除衣食无忧外，还可以获的更多自由的状态中，比如人们到了退休年龄，退休在家不再需要出门工作，其中有不少人反而会因为失去了生活的压力和目标，不知道如何选择和支配属于自己的自由的时间，而感到空虚和焦虑，甚至是如得了臆想症般的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人一旦满足了衣食住行等基本层次的生活需要后，就会将精力投向追求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每高一个层次，实现的难度也要高一个等级。对于一名长期习惯了体制的束缚，丧失了自由选择、自由行动习惯的人来说，一旦环境给予了他足够的自由，这足够的自由对于他反倒是一种不可承受的奢侈，甚至是一种巨大的灾难。因为习惯于听命于权力行事，听从于他人安排的人，他一时很难知道如何通过自主的选择和行动，去获得他人的重视与尊重，有贡献于社会，去实现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需要听从他人安排，被他人承认的心态实际上不止外国人独有，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的历史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回看大观园内奴仆们的吃穿住用、作息安排、结婚生子、生老病死等，都是由主人替他们编好了程序，替他们安排妥当，对于那些一生中习惯了被选择、被设置、被役使的人，如果要让他改头换面做一名自由人，不亚于是一次可以使他脱胎换骨的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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