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禁片”，想必大家并不陌生，回顾过往的中国电影，它们的命运往往都与电影审查制度紧密相连。虽然电影审查制度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存在，但它并没能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电影的发展。
▲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因未过审参加电影节而遭禁
2013年3月15日，在《武训传》沉寂了近六十多年后，开始发行正版DVD，并在网上提供下载。《武训传》作为新中国第一部被禁的电影，它讲述了山东武训行乞办学的故事，曾于1951年公映。
但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应当重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掀起了批判风潮，从电影摄制人员扩到到整个文艺界，从具体的“武训评价”到抽象的阶级立场，终于将社论变成了一场政治性的运动。
在国人熟知的那“十年”里，中国电影几乎全面停产。十年间的电影作品几乎是按照“指示”拍摄完成的，彻底沦为了“宣传”的低级形式。而在同一时期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由于赫鲁晓夫文艺政策的影响出现了大量像《雁南飞》、《第四十一》这样的佳作，甚至诞生了如塔可夫斯基这样的大师。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在社会风气、经济和政治初步开放的时代横空出世。但由于电影审查的收紧，以至于这一时期最令人兴奋的国产片基本都是禁片。
▲张艺谋电影《活着》海报
张艺谋最令观众好评之作《活着》，却因平实而不具褒义色彩的描述八路军，并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政治运动而被禁；
陈凯歌的巅峰之作《霸王别姬》，在斩获戛纳金棕榈奖、金球奖的同时，也因涉及文革和同性恋问题而在上映几日就被禁止公映；
以及涉及敏感政治或同性话题而遭禁的田壮壮的《蓝风筝》，张元《东宫西宫》《妈妈》……（年仅14岁的黄海波便惨遭被禁）
之后 1990年代出现的第六代导演干脆就以“地下导演”的身份出场，他们中的代表：
▲贾樟柯电影《天注定》剧照
从“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就被一禁到底，并以纪实手法拍出《天注定》这样由周克华跨省作案、村民对抗干部贪腐开枪杀人、东莞色情服务、流水线工厂员工跳楼、构成的“国产最愤怒电影”的贾樟柯。
▲娄烨电影《颐和园》剧照
以及二十年间所拍12部作品仅有3部得以“处理”后上映；因《颐和园》性爱场面和政治问题没过审的情况下，私自参加电影节被禁拍五年之后，被冠以“中国禁片之王”之名的娄烨。
他们同样保持着愤怒，猛烈地用镜头表达过往年代留在这群“愤青”脑海中的印记。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腾飞，电影产业也迅猛发展。但过往的主旋律题材越来越少，有诚意有态度的佳作也鲜有出现，“高产低质”成为这个时代中国电影的关键词，现实题材禁区众多，迫使电影制作者把目光转向现代商业片。
▲陈凯歌曾说：5年之内没人看得懂《无极》。如今12年过去了…
冯小刚曾说：“为了审查的‘安全’，大家一窝蜂地去拍历史题材。作为一个导演，近些年来没能够拍出几部记录这个时代的深刻变革的作品，我们是有愧于心的。”
在依然严格的电影审查环境下，我们的商业电影也在朝着一个诡异的方向发展。高质量的佳作屈指可数，大牌加大制作的烂片却满街都是。
比如2013年的那颗重磅炸弹——云集了刘德华、林志玲、佟大为、斯琴高娃等实力派演员的《天机·富春山居图》，用毫无逻辑的剧情、夸张到扭曲的表演直接让观众看到质疑人生，甚至一度在豆瓣上发起了“珍惜生命，远离烂片的自救活动”。
▲郭敬明电影《小时代》剧照
说起烂片，怎么能少得了“票房与口水双赚”的烂片三部曲《小时代》。如伍迪·艾伦所言：“拍出烂片，和拍一部好电影一样难。”本片导演郭敬明使尽了浑身解数用一条异常凌乱的主线、空洞乏味的故事、浮夸做作的演员颠覆了以往观众对烂片的概念。
大家争先恐后地去影院一睹《小时代》烂的风采，观影后纷纷感叹：“这套婚纱影楼VIP套片拍得没想象中烂，只打一星是给这场MV的主唱苏打绿”！
这让人不禁想问：难道审查之下无佳作？
我们来看看近几年在戛纳、奥斯卡、金球奖上的大赢家“伊朗电影”。这个北靠里海，南临波斯湾，国土面积相当于一个新疆，人口约有7900万相当于一个江苏省的伊斯兰古国，政治与宗教的高压管制不仅体现在国民的举手投足，更延伸到了电影行业。
如果你认为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算是“高压状态”的话，那伊朗的电影审查绝对称得上“真空状态”：
伊朗导演必须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将剧本、详细的演员表以及样片呈交文化部伊斯兰宗教审查委员会，接受审查。在电影里禁止出现“紧身的女性服饰；男女性之间的身体接触、暧昧的语言；关于军队、警察或家庭的笑话；长胡子的反面角色；外语或粗鄙的语言；外国音乐或其他类型的欢快音乐”等等。
▲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伊朗电影的一代大师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就曾被这样的审查制度“迫害”着。即便阿巴斯在国外获得巨大荣誉，伊朗政府依然认为这是一种阴谋，这些都是“专门抹黑伊朗的坏电影”。
所以10多年来阿巴斯的电影不能在伊朗本土公开上映，他的大多数电影只能通过盗版DVD和地下放映为本国人所知。阿巴斯还一度被政府勒令不许从事电影创作，这导致有几部电影的剪辑，都是阿巴斯趁着深夜溜进工作室通宵达旦赶制出来的。
即使如此，他依然拍出了诸如《随风而逝》《樱桃的滋味》这样斩获多个世界大奖的优秀电影，毅然扛起了“新浪潮”的大旗决心复兴伊朗电影的同时，他也影响一代伊朗电影人，其中就包括执导《一次别离》《推销员》而两获奥斯卡奖的阿斯哈•法哈蒂。
▲电影《推销员》剧照
《推销员》就“凑巧”绕开了所有审查的红线。电影中，没有过多的背景音乐；夫妻的戏份没有同床入睡的画面；没有关于情爱的对话，更别提牵手拥抱和接吻；唯一的亲密接触只是搀扶…
导演依旧构筑了一个内有夫妻矛盾、外有社会压抑下的道德困境。法哈蒂用隐喻的方式揭示着西化之后，有所觉悟的伊朗知识分子所被困的伊朗现实：生活困境、道德困境、教育困境、文化困境…但法哈蒂没有在电影里鼓舞角色去绝地反击，他抱着深刻地同情展现着每一个漩涡扭曲下的人物。对于当下他既不全盘推翻，也不艰难为继，既焦虑又冷静地不给出任何你所想要的答案。
一个好故事、一个会讲故事导演、还有两位戏骨成就了这部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唐朝惊现自带补光的电纸书
在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中还有一个小插曲：“中国代表队”送评的作品竟然是《大唐玄奘》这样“选角失败的壮丽山川纪录片”。
放眼世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电影审查制度，只是审查的主体和表现形式不一样而已。在中国，以往“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时代早已过去，由政治运动主导电影审查的情况也不复存在。如今承担起进行电影审查的角色，是由广电总局组织的36人电影审查委员会。
具体的审查流程是：由制片单位向电影局递交一份审查申请书，接下来是审查委员会看片，并正式进入审查流程。看完片子后，委员会拿到一张表，表格上有“通过”、“修改后通过”、“修改后再审”、“不通过”四项，如果有人选“修改后通过”或“修改后再审”，会把修改意见写下来。
但就如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所说：“进行许可审查的人在理解和使用许可条件方面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这便导致了审查存有争议，而“被审”的电影也随之出现“乌龙”。
2006年，娄烨带着一部未经审查的作品前往戛纳，后果之一是一纸为期五年的禁拍令。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很多意见让人哭笑不得，例如《紫蝴蝶》有一条审查意见是刘烨对章子怡开枪要改，因为不能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再例如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当年被禁止公映原因竟然是：“拍了太多胡同，没把北京现代化的一面拍出来，有关方面认为不利于申奥。”
▲国际章此刻的心情是崩溃的
这一幕幕闹剧，不免让人联想到上世纪初美国电影审查的“戒律清规”《海斯法典》。
《海斯法典》包括三项基本原则和12大项应该禁止的内容。比如在“必须维护神圣的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原则下，规定影片不得将“通奸和不正当性行为具体化、合法化，或将其处理得有诱惑性”；不得表现“激情场景；过多的拥抱以及富有欲望意义的镜头都不予表现；禁止有裸体和生孩子的场面，哪怕是侧影也不可以。另外，像跳舞场面中的不雅动作和舞蹈时性动作的暗示也都不能表现。
▲《海斯法典》戒律下的“好电影”
这套实行了近30年独裁而陈腐电影审查制度，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渴望拍摄自由的电影界“集体叛逆”而土崩瓦解，最终被美国电影协会所指定的电影分级制度所取代。来说，这套分级制度的核心就是“只有你不敢拍的，没有我不敢上映的”。拍摄限制上的开放，是好莱坞电影百花齐放并最终成为了世界电影中心的一大重要因素。
▲“龙标在手，天下我有”
近几年国内呼吁电影分级制替代电影审查制度的声音越来越多，其中不乏谢飞、冯小刚这样的大导演。诚然，电影审查的取消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必定会有良性的推动，但同样在审查高压下，伊朗电影却能不断地输送惊世之作，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阿斯哈•法哈蒂也同样在制度之下成为了一代电影大师。
当然令人惊喜地是，近年来的《路边野餐》《塔洛》《八月》等一批国内的小成本制作电影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在赢得了许多影评人及影迷的称赞，也用国际大奖和好口碑回应了“审查之下无佳作”的片面之说。
总得说来，比起制度本身，在经历了电影审查漫长的“塑形期”之后，如今多数的大陆导演还有没有拍出大师级水准作品的能力，还有没有为一部佳作而耐住时间与物质考验的匠心，还有没有为纯粹艺术、纯粹电影奉献的精神，似乎该是影迷们更为值得关注的方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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