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暮

老头子的战友们要来聚餐——就在咱家，今天就来。

黄老师起了个大早，上菜场买了新鲜的虾和肉、带着露水的菜。战友们都开玩笑说要尝尝老张家的手艺，可不能让他们失望。

剪虾、切菜、焯水……黄老师感到一丝疲惫。在做到第二道菜时，黄老师有点站不住了，她把老张喊来，让他帮忙给先弄着。

“老张欸，我歇歇，菜在锅里帮忙看着。”

老张放下二胡，掌过勺。黄老师蹲在原本老张坐的小板凳上，迟迟不觉得好。老张突然问“生姜呢”。黄老师举起脖子来。

“生姜……我记得我买了呀。”

“不会又像上次忘提手里头了吧。”

黄老师想站起来，但又踉跄地要往下坐。老张没看见，仍在那多嗔几句；见老伴不搭理，才回头望了望，也就不说话了。

“你歇着吧。我再找找，说不定放哪了。”

黄老师坐下也不是，又不能干站着，最终颤颤地挪到卧室床上躺下。盖上寸把被子，想开电视，却忘了怎么调。老电视震散着单调而刺眼的蓝光。黄老师想到了自己的儿孙。

黄老师关上电视，微微合上眼，不一会听见老张外去的声音。估计是去买姜了。这时候就不要上菜场了，找邻居家借一块就行啦。她想对老张这么说，但最终没有说出来。

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一个劲地夸老张家手艺好。黄老师现在感觉好些了，脸上带着喜悦又羞愧的笑。大家聊着过去远戍的岁月，聊着最初的模样；突然谈到各自的子女，突然又谈到哪哪家的人已经不在了。黄老师看到他们眼中间或现出的老年人特有的狡黠而神秘的光，心想自己是不是也会这样呢。黄老师单把手持住酒杯，不动筷子。这举动很快引起他人的注意。

“黄老师，再吃呀，天天老张弄饭有福喽。”坐旁边的石奶奶搭话。

“哪有，平时都我弄的。今天啊，身体……”黄老师停顿一了下，“不太舒服。”

一向以乐于为人排忧解难自居的石奶奶露出表示自己很能理解的神情，转过头问道：“诶，咱们这不是有位护士长吗，谭姐，黄老师身体不适，多晚带她去医院望望啊。”

对面的谭护士长满口答应，也相当热情。又问了黄老师一些病史。三高，糖尿病，得过脑梗。谭姐更在意了，“说不定是脑梗前兆，可不能耽误，赶快去望望。”本来黄老师不太想麻烦的，但难却盛情，大家也一直附和。随即，这些人就将话题转移到老年人健康这一块，将自己的疾病如数家珍，聊养生，聊保健。

没想到中午约的事，下午谭姐——谭护士长就拉着黄老师要去县医院，看来是一点不想耽误。其实谭姐也七八十岁的人了，走路也不利索。几老头子说想送送，谭姐连说不用不用。坐公交车，下去走几步路就到了。

两人乘上公交。去医院，难免不聊一些生老病死的事。许多老人不喜欢谈这个，但黄老师和谭护士长都不避讳。在黄老师看来，谭姐是个坚强的人。谭姐说，她活到现在也知足了，如果再活着也还是要工作，有时间到病房望望，那几个年轻的小护士学得真快，让我这个当长辈的也不敢松懈啊。

两人都笑。黄老师想到自己是早早就退休了，此前当的也不过是小学数学老师，那一点知识现在也不记得了。她回想的是曾经的青葱岁月，曾经下乡当水泥工人，曾经一大家人住在老房子里……黄老师觉得谭姐仍对生活充满热情，而自己只是沉湎着过去，流连忘返。但她觉得这样也没什么。

下了车。走在路上，两人都不太能站得稳，最后呈现互相搀扶的略显滑稽的模样。可没想到，在快到医院的路上谭姐突然就摔了一跤，黄老师也跟着半坐在地上。谭姐倒在地上，怎么也起不来，黄老师也不敢去扶她。最后还是被路过的小护士认出是护士长，喊人把两位送到咫尺的医院。

后来的情况是，黄老师没什么事。全身检查后，也只是一堆熟悉的慢性病。但是谭姐就没那么乐观了，摔了那跤后就住了院。黄老师心里很自责——人家带自己来看病，反倒出了事，住了院——一连几天都不好过。后来黄老师来病房看望谭姐。谭姐跟她比，倒更像个没事人一样，一直劝黄老师别放在心上，说自己正好趁这几天休息休息。

等黄老师第二次来探问的时候，听说十几年的老邻居贾奶也住院了，想要顺道去看看。等到了前台才愣住，十几年贾奶贾奶地叫了，竟想不起人家本名是什么，电话问老张同样不知道，怎么问在哪里呢。后来七折八绕地也找到了，黄老师在门牌上记住了贾奶的名字，还讶异于这名字的好听。回家想告诉老张的，却又忘了。

黄老师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盖上寸把被子，想开电视，却忘了怎么调。此时已经临近黄昏，薄薄的黯金色的暮气从窗子散入，温柔地笼罩在屋内。在那么引人注意的模样下，却好似不愿打扰万物一般。黄老师翻身从床头柜找出一本相册。

相册里面有一张舞蹈节目的黑白照片。黄老师想起来那是她上学时一次和同学表演舞曲，跳的是《洗衣歌》，自己还被选为给解放军送大红花的姑娘。中场一段全是她的独角戏，唱了一大段。是怎么唱的，黄老师还没想，词就从嘴边轻轻哼了出来。她很惊讶几十年她还记得这歌曲。自己当年还是个小女孩呢，她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