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夏天,我刚来北京,去八宝山一家小公司当试用期编辑,顶楼燥热的一间小屋子里马老师坐在最里面。上班后她换上一双白色拖鞋,起来倒咖啡时又白又长的双腿在我身后晃动,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OL,对着比我大得多的显示屏噼里啪啦,马老师话少严肃,内敛专业的职业形象使我不由得叫“姐”。
这家公司的东北老板面试时问我有梦想吗,我看到书架上放着一套《光荣与梦想》,便诚恳地和他聊了自己的梦想,周日老板发消息说带着水杯来上班,这是我在北京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到公司的第一天我写了篇介绍电风扇的软文,极尽煽情之能事,用上了林俊杰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反复修改写得热火朝天,马老师看了说挺好,她说她不太会写。下班后我站在八宝山的街头志得意满,发消息请一个朋友吃了顿500块的海鲜晚餐。
第二天中午,趁老板出去吃饭,我和马老师聊天,马老师显得很认真,一字一句准确地吐字,直视的眼神让我有些躲闪,我有些意外她会这么用力地和我讲一些专业上的事,因为看起来她挺高傲,窗外的阳光让她的皮肤显得十分白皙。我仓促地问了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她回答地很仔细,她说她大学学新闻,当过实习记者,因为要跑业务,就当了编辑,也刚到北京不久。
马老师和我说,不要叫她“姐”,她说我俩岁数差不多,后来知道她比我只大两天。我在公司总共呆了两天,走的原因是第二天我嫌老板和女业务员打情骂俏太吵,甩着脸写了篇从来没写过的公众号文章,下班老板在楼道里说他什么人没见过,说我写得虽然比之前的那个人强但太慢,工资最多给3k一个月,我感觉被侮辱了,拿起水杯关掉电脑走出大楼,在楼下吃了顿赛百味。我没有和马老师告别,迫于不想再在亲戚家借宿,我很快去一家视频网站做内容审核,有一天马老师发微信问我找没找到工作。
马老师朋友圈内容比较真实,我开始注意到她,经常点赞评论互动。她之后去了一家英语培训机构教少儿英语,有一次她发马桶堵了学生又难管,说绝望从头发丝开始向全身蔓延,我就关心地发信息问长问短,然后抒发一些自己的困惑和绝望,聊着聊着,我发现我们有挺多共通处。她喜欢电影,正准备考电影专业的研究生,我说自己迷茫没有方向,只想做个诗人游荡四方。两年后的秋天,我在通州的在紫光园饭店和她相对而坐,她说她是个很“down”的人,外面天气晴朗得一塌糊涂。
那天马老师戴一顶棒球帽,戴了美瞳的眼睛看着很大,涂挺厚的粉,眉宇间让我想起了王靖雯,我穿着也比较正式,像是一次娱乐记者采访。我本来想再问她一些关于媒体行业的事,但她似乎不再怎么想聊,说了句:“隔行如隔山。”但马老师还是展现出了她曾经的专业素养,步步紧逼,轻描淡写地说:“聊聊xx吧”,话虽不多,却让我从“对立统一”侃侃而谈到“会所逸闻”,我聊得目露春光口干舌燥,尿急加剧时,话题转到了她和北京“706青年空间”的故事,她说曾经和一群人在天台上睡觉看星星,我实在憋不住打断了她。从厕所回来,她说:“咱们走吧。”
我对她说:“你是个好记者”,马老师说:“你知道采访最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吗?是信任。”
我从风衣口袋掏出一本伊朗导演阿巴斯的诗集《一只狼在放哨》送给她,结账时她说:“aa吧。”我还是请了那顿饭。吃完饭我们去通州运河公园,马老师既像导游又像老师,骑车途中不断说着路线规划,到了公园指着地上介绍运河历史的刻字说:“来我们看,这上面写的是:xxxxx。”
天气有些热,我脱了外套跟着她,路上有一个小女孩送气球推广微信公众号,马老师加了公众号,又把气球送给另一个活奔乱跳的小孩,她想带我去看一看运河上一座现代化的白色长桥,她说那像“蛇”,我开玩笑说像“乳房”。施工挡住了道路,她要翻玻璃门过去,在我的犹疑下,最后还是绕道了。
秋日最后的蝉鸣声中,我们坐在一片草地上看着眼前的运河,我问她:“你觉得生活中痛苦大于快乐,还是快乐大于痛苦?”她想了想说:“痛苦。”她和我说她经常会骑着车就觉得自己在前方路口会出车祸,脑海里浮现爆炸场面,我说我也是。我拿出万宝路开始抽烟,马老师让我百度一下打过狂犬病疫苗能不能抽烟,我查了下对她说:“可以抽,但不能抽太多。”她要了一根,抽完又要了一根。
抽完烟我们去附近的一个寺庙,路上我问她晚上一个人会不会感到“孤单”?她说:“不会。”问到为什么选择考电影研究生,她说:“临死之前,还想实现个电影梦,至少不要留遗憾。”寺庙门前立着“勿往外求”四个字,伫立在大成宝殿门前,我凝神片刻,扭过头看到马老师正在看我,我说:“不许个愿吗?”。
在运河之上的桥栏处,秋风吹着我们的脸,马老师把装着烤鸭、苋菜和阿巴斯诗集的帆布包放在桥栏杆上,我说:“小心别把包掉下去。”她说:“没事,我会游泳。”她接着说:“站在桥上总有种想跳下去的冲动。”我回了句:“你看到河会不会感到忧伤?”马老师没有回答我,她面无表情,和桥下的河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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