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回公寓，我带他们参观我的房间，母亲关上房门，门后露出了马丁•路德•金的海报。那是我四年前得知民权运动时贴上去的。
“那是马丁•路德•金吗？难道你不知道他和共产主义者有联系吗？”爸爸咬着嘴唇上的蜡状组织问我。
他们很快就走了，在夜晚开车离开，目送他们走后，我拿出了日记本：过去，我总是轻信一切，毫不怀疑，真是令人惊讶。我写到：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爸爸是对的。
我想起泰勒的妻子史蒂芬尼几天前在电话里跟我说过的话，她说她花了几年时间才说服泰勒，允许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因为他仍然相信，疫苗是医疗机构的阴谋。如今，回想起来，父亲的声音犹在耳畔，当时我却嘲笑哥哥的行为，他还是一个科学家呢。我写道：他怎么看不穿他们的偏执呢？重读自己写下的文字，我对哥哥的轻蔑变成了一种讽刺。话又说回来，我写道：要不是刚刚想起来，直到今天，我自己还从未注射过疫苗，也许我嘲笑起泰勒来会更有底气。
盖茨奖学金的面试是在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进行的。校园令人生畏，有完美无瑕的草坪和干净利落的殖民时期风格建筑。我紧张地坐在走廊里等候被叫去面试。我身着套装，抓着罗宾的手提包，感到笨手笨脚，浑身僵。但最终我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因为斯坦伯格教授已为我写了一封有力的推荐信。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确认函：我获得了奖学金。
电话开始响个不停，是杨柏翰大学校报和本地新闻媒体打来的。我接受了六次采访，上了电视，一天早上醒来，我发现我的照片登上了杨百翰大学主页。我是杨百翰大学第三位获得盖茨奖学金的学生，学校充分利用媒体大大肆宣传。我被问及高中经历以及哪位小学老师对我的成功影响最大，我闪烁其词，躲避话题，必要时还撒谎。我没有告诉任何一个记者，我没上过学。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们，我只是无法忍受别人拍着我的背对我说，我多么令人印象深刻。我不想成为霍雷肖•阿尔杰那样热泪盈眶的美国梦的化身，我希望过有意义的生活，而在我看来，交代那些没有任何意义。
毕业前一个月，我回到巴克峰，爸爸已经看了关于我获得奖学金的报道。他说，“你没有提到在家上学，我和你母亲知道学校的德行，没有送你上学，我本以为你会为此更加感激。你应该告诉大家，这都归功于在家上学。”
我什么也没说，爸爸视我的沉默为一种歉意。
他不赞成我去剑桥，“为了逃离那些国家，我们的祖先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而你在做什么？一转身又回去了？”
我还是什么也没说。
“我期待你的毕业。”他说，“上帝精选了一些指责的话，要我给那些教授们讲讲。”
“不行。”我轻声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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