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的发展历程中，我国古代时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教育家孔子，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深入地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是第一个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上论述教育的作用的思想家。在人性论上，孔子还把人性分为三等，一等是“生而知之者”，属于上智;二等是“学而知之者”，属于中人;三等是“困而不学”，属于下愚。“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指的是中人这部分，中人是有条件接受教育，可以对它们谈高深的学问。
孔子认为教育对象应当“有教无类”。“有教无类”的本意是在教育对象上，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都可以入学。
孔子主张德政，对君子强调三方面额修养要求，“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主张把官职与学习紧密联系起来，可见孔子教育的目的是仕途，要培养的是治国安民的贤能之士。
孔子所谓的“仁者，人也”（《中庸》），为探究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指明了基本方向与路径。也就是在其指引下，笔者通过以上多方面的分析与探究，从而得出了理想人格化这一结论。进一步具体而言，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其实就是自觉坚持不懈地努力超越动物性自然人格，从而实现理想人格的人生实践。两相比照，笔者所得出的理想人格化这一结论，其实不过是对孔子所谓的“仁者，人也”，所做的一种现代汉语表述形式而已。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理想人格化这一结论，充其量而言，也只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或曰总纲，而并非是问题的全部解决。这是因为，这一高度概括性的结论，明显缺乏相应的具体性。例如在孔子看来，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人究竟应当具体怎样活？人究竟应当具体活成怎样的人？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究竟又如何？如果对此缺乏全面而系统的具体了解，而只是从理想人格化这一结论的字面含意来看，自然难免会得不出明确而具体的认识。这也就是说，为了确切理解理想人格化这一结论，首先还必须认真清理出，孔子对于“人”的基本认识及其致思理路。
在孔子看来，从其总体上说，人乃“天地之心也，五行（万物）之端也”（《礼记•礼运》），“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礼记•祭义》）；而现实生活中的世人，由于后天习染的影响，则基本分为三种具体类型。其中的一端是君子。君子的本质特征是，一方面始终自觉坚持自我人格完善，其终极追求则是一路向上的学以成仁乃至成圣；另一方面，君子同时又努力帮助他人（首先是其家人），从而使其普遍活出人的尊严、价值与情趣来。世人的另一端是小人。小人的本质特征是，基本陷于人的动物性自然生存状态而难以超脱，其极端则是人而异化为禽兽。居于两端之间且为数众多的是一般人，或称之为中人。中人的基本特征是可塑性极强，既可以效仿君子而归于仁道，又可能诱于物欲而沦为小人。孔子在这方面的具体表述之一，是《论语•季氏》所载孔子曰——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人）斯为下矣。”
例中的“知之”，是指对于孔学之仁的认知或曰感知。此例中的“学而知之者”，基本指的就是君子一端；“困而学之”者，基本与中人相对应；“困而不学”者，则是指小人一端。其中所谓的“生而知之者”，则是指极为罕见的圣人而言（详见“君子篇上”孔子的“智勇”观）。
基于对于”人”的上述基本认识，孔子进而又认为，个体人生的根本意义与价值，首先在于努力坚持学为君子，从而最终实现自我人生之仁。孔子对此曾多次做过明确表述，例如——
“仁之难成久矣，唯君子能之”；（《礼记•表记》）
“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
孔子这是在说，自己虽然一向努力坚持学为君子，从而实现自我人生之仁，然而至今也还依然没有完全做到。据此可见，孔子所谓的“仁者，人也”，或曰实现人生的理想人格化，亦即活成真正意义上的人，一般说来，其实首先也就是指努力坚持学为君子，从而活出君子的品性与德行或曰君子人格来。基于此再来看理想人格化这一结论，自然也就不会感到似乎有些空泛而抽象，而是自有其明确而具体的内容了。
除上述之外，所谓理想人格化这一结论，在其语言表述方面，也还存在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了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生值古代人类精神觉醒伟大时代的孔子，在继承华夏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以其新兴民间士人的特有目光与理性精神，毕生专注于对人世特别是个体人生问题的全面而深入探究，从而创立了自己的仁学思想。孔子仁学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其现实主义的人生哲学（详见“基础篇”孔子的“天命”观）。具体而言，孔子的仁学与人伦日用紧密相连，孔学之仁就在世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也就是孔子所谓——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第十三章）
相对于孔子仁学的上述这一基本特征而言，理想人格化这一结论，显然有其语言表述方面的局限性。具体而言，如果只是从理想人格化这一结论的字面含意来看，显然并不能彰显出，孔学之仁与人伦日用紧密相连的基本特征；甚至还可能引发出这样的疑问：孔子的仁学有无充分的现实生活根据？是否脱离现实生活实际而偏于理想化，因而并不切实用？
其二，孔子所谓的理想人格，其基本特征之一是，特别强调情与理的和谐统一。具体而言，就是孔子在充分肯定个人意欲性情天然合理的基础上，同时又特别强调，对于个人的意欲性情，必须用理性精神来加以适当节制，从而使两者达成和谐统一。这也就是孔子所谓——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与此同时，孔子又进而明确指出——
“礼也者，理也”；（《礼记•仲尼燕居》）
“夫礼，所以制中也。”（同上）
据此可见，在孔子看来，所谓以理性精神节制个人的意欲性情，从而实现两者的和谐统一，从其具体实践来说，基本也就是依礼而行。也就是基于此，所以孔子的理想人格思想，高度重视“礼”（其实质乃是人类理性精神）的重要意义与作用。这也就是孔子所谓——
“克己复礼为仁”；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
相对于孔子理想人格思想的上述这一基本特征而言，理想人格化这一结论，显然又有其语言表述方面的局限性。具体而言，如果只是从理想人格化这一结论的字面含意来看，显然并不能清晰地彰显出，孔子所谓的理想人格，特别强调依礼（其实质乃人类理性）而行的基本特征。甚至还可能引发出这样的疑问：孔子仁学是否具有充分的理性精神？也就是有见于此，所以在前面的阐述过程中，笔者才有时又将“理想人格化”这一语言表述形式，特意改换成了“理想或曰理性人格化”。
其三。当今对于孔子及其仁学思想，还相当广泛地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读：认为孔子的仁学思想，不过只是一种“唯道德”论；而孔子本人，也不过只是一位道德主义者。此外也就再无其他深义。
追根溯源，这种误读主要应是源自于近代西方。例如黑格尔就曾说过——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边我们不能获得任何特殊的东西。”
黑氏此说之影响，可谓广泛而深远。然而据实而论，黑格尔的这一论断，适足以暴露了，西方中心主义者的妄自尊大与浅薄，实在不足为训。
孔子固然高度重视人生中的道德问题；但是孔子的仁学思想，却绝非只是简单的“道德的教训”问题，而且孔子所谓之“德”的含意，也与现代汉语中的“道德”迥然不同（详见“基础篇”孔子的“中庸”观）。
据前述已知，生逢古代人类精神觉醒伟大时代的孔子，在继承华夏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以其新兴民间士人的特有眼光与理性精神，对人类社会特别是个体人生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究，从而创立了自己的仁学思想。作为现实主义的人生哲学，孔子仁学的总体视野，远非仅仅局限于人世与个体人生。例如其中还又包括了，天人关系方面的“天命”观与“人本”观，以及有关鬼神问题的“生死”观与“祭祀”观等（后面将分别对此做专题介绍）。据此可见，孔子的仁学思想，显然绝非是“道德的教训”一事所能概括得了的。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只是从理想人格化这一结论的字面含意来看，显然还不能与当今对孔子仁学的上述误读，做出明确而清晰的区分，甚至还可能将两者混为一谈。这则是理想人格化这一结论，在其语言表述方面的又一局限性。
综观上述可见，笔者所得出的理想人格化这一结论，其实不过只是对孔子所谓的“仁者，人也”（《中庸》），所做的一种现代汉语表述而已。充其量而言，所谓理想人格化这一结论，也只是为正确认识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指示出了基本方向与路径。除此之外，在其语言表述方面，这一结论还又存在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局限性。据此可见，对于笔者所提出的理想人格化这一结论来说，只能将其看成是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向导，而不能将其视为问题的最终解决。为了正确认识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归根结底，还只能是从全面而深入地研读孔子关于“仁”与“人”的具体表述入手，进而准确把握其真实含义，并认真理清其内在的必然联系。也只有这样，才能对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这一问题，最终得以形成全面而又具体的正确认识。这一过程一旦完成，至于笔者所提出的理想人格化这一结论，得鱼而忘筌可矣。
（近来读到梁启超先生在苏州学生联合会上的讲演，发现早在九十五年前，梁任公先儒已明确提出——
“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观的全体大用都包在里头。“仁”到底是什麽？很难用言语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
“普遍人格之实现。”孔子说：“仁者人也。”意思是说，人格完成就叫做“仁”。
笔者探究孔学之仁的致思理路以及所得结论，不期竟与梁任公先儒暗合。
冯志亮，笔名禾子尼，号渤海居士，北京大学特聘教授、中华百家姓博物馆馆长、北京姓氏文化馆馆长、北京海图书画苑首席文化顾问，著名品牌推广人、姓氏文化学者、姓名学专家、修谱师、网络新闻营销奠基人和发展者，曾提出关于网络广告价值排斥论的“蓝海观点”。2013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与哲学系特聘教授。冯志亮涉猎广泛，书法绘画造诣深厚，并痴迷于文学历史，亦是一位古体词人和家史家谱研究专家，著有《渤海诗词集》、《姓氏溯源与民俗探究》、《怎样修家谱》、《怎样编家史》、《怎样写自传》，以及《百家姓寻根手册》五百余部，《中华姓氏家谱》三百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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