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边城》

《边城》取景地

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水环着山，白色小塔浮在水面上，与远处的山青白相映，仿佛山水画一般的世外桃源。在碧溪白塔下摆渡的老船夫，活泼又有些害羞的小女孩，跑前跑后的大黄狗，慢慢地动了，整幅画逐渐热闹起来了。这便是川湘交界的茶峒边城。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沈先生的《边城》，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上学曾在课堂上学过，又拍过电影。沈先生用优美又极具湘西特色的语言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民国初年，在湘西边境的一个小山城里，有一个老船夫，守着一条渡船，帮来往的人渡河。他与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17年前，翠翠的母亲与一名屯戍军士未婚生子，后来二人双双殉情。老船夫不想翠翠重蹈覆辙，一心希望把翠翠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茶峒城里的船总顺顺有两个儿子——大佬天保和二佬傩送。他们同时爱上了翠翠，而翠翠爱的是二佬，三年前的端午节夜晚，翠翠偶然邂逅了二佬，感情的种子就在那时悄悄埋下。后来，兄弟俩决定用唱情歌的方式，让翠翠选择。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歌声再没有传来了。随后却传来了大佬被水淹死的噩耗。二佬虽仍爱着翠翠，但因为哥哥的死，赌气出走。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老船夫抑郁而死。翠翠终于明白了许多事情，于是，她守着渡船，等待二佬回来。

《边城》剧照 翠翠和爷爷

《边城》借船家少女翠翠阴差阳错的爱情悲剧，围绕爷爷、傩送、天保、顺顺等人表现了爷孙之间、兄弟之间、父子之间、男女之间真挚的感情，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不经世事的孩童总是不能够理解误会造成的一系列变故，不理解翠翠的含糊不清，怨傩送没有当面确认翠翠的情谊，更怨老船夫的左右试探。是一个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误会叠加到一起才造成了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悲剧。多么希望可以改写剧情，让懵懂的翠翠再大胆一些，或是那个在梦里摘了一把虎尾草的翠翠没有早早睡下，再或者耿直的傩送等到替爷爷摆渡的翠翠，当面确认。然而，这些都是年少的我对于悲剧的一种抗拒。经历了爱情和人间的无奈后才懂得，出其不意才是人生啊。无论是谁，聪明还是憨厚，都被人性束缚着。你以为的一次简单的错过，其实正是命运披着偶然的外衣在行走。

《边城》是一部充满了人性光辉的短片小说，文章从开始到结尾无一处不在渲染湘西人民重情义轻钱财这样的品质。开头的老船夫和渡河人因过河钱来回推脱，仿佛钱是什么坏的东西一般。就连镇上的妓女，也是重义轻利的豪爽女子。沈先生用了很大一段文字描述边城妓女的生活：

他们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与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活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轻生命相似，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乍热，忘了一切。若有多少不同处，不过是这些人更真切一点，也更近于糊涂一点罢了。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在沈先生的笔下，妓女也显得十分可爱，镇上的人们理解妓女的难处，不过分指摘轻视。这大概真的是一片远离战争的安静边城了。

除此之外，文章里还充满善意的巧合，老船夫爷爷去世后，照顾翠翠生活的正是当年追求翠翠妈妈而不得的男子，每当看到这，我都不禁唏嘘：命运啊，就是这样出其不意的安排。正如诚如作者所言：“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故事结束我们都无法预知翠翠是否等来了傩送。这个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也可能明天就回来。

沈从文先生照片

整篇小说散发着浓郁的诗意，就像一杯黑咖啡，一点苦涩混合着淡淡的香味，欲罢不能。无论是放在当时那个战火纷飞，流离失所的年代，还是现在这个物欲横流，人性寡淡的社会，《边城》都给人一种如梦似幻之美，像摆渡、教子、救人、助人、送葬这些日常小事，在作者笔下都显得相当理想化。

然而当时的社会并没有那么太平，1933—1934年的中国正处在战争期，内外交困，外有日本侵略，内有国共内战，俗话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苦难会使人团结，但更会暴露人性的弱点。这样的远离战争的美好实在难得，我不知是沈先生的美好记忆还是愿望憧憬。

就沈先生个人婚姻而言，不能说是幸福的。张兆和是他写了无数封情书换过来的心上人，是他这一生所爱，但是张兆和却是最不了解他的人。《边城》中的翠翠皮肤黝黑，相貌清秀，而这种相貌的原型，便是他的妻子张兆和。夫妻二人因为政治上、生活上的不同产生巨大的分歧，长期处于分居状态。直至沈先生去世后，他的妻子张兆和整理沈先生的文稿，她对两个人之间的婚姻下了这样的结语，“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过去不知道的，如今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如今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边城》完成于1933-1934年，这也正是沈先生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建国之后，沈先生放弃文学，投身到文物研究中。虽是“半路出家”但是凭着他的功底和勤奋，依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专著，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极不容易的。尤其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历时二十余年，几经中断，个中辛苦困难不是常人能够想象到的。1987、1988年两次入选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可见沈先生文学造诣之高。在敬佩之余，又不能不替他割断与文学的联系而深深地遗憾。

沈先生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更是奉献的一生。沈先生去世后所树墓碑，碑石正面，刻有“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段文字出自沈先生的《抽象的抒情》，也是他这一生对待写作、人性以及生命的哲学思考。背面是沈先生姨妹张充和撰联，联曰：“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这正是世人对于沈先生赤诚一生的高度赞扬。

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这大概也是沈先生对人生的一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