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日报曾经就现代社会的“巨婴”问题进行一番辨析。我们确实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当今的成年人越来越有“幼龄”化的趋势。本应在他们这个年龄展现出来的成熟和负责被撒娇和卖萌所掩饰甚至消磨。“巨婴”，即就是有了成年人的身体，心智却仍维持在儿童乃至婴幼儿的水平，呈现“幼态持续”状。
虽然有危言耸听之嫌，但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往小的方面说，“巨婴”平均数量的增多，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的负担。尤其是中国现在处于低生育率、非“养儿防老”的时代，抚养比值大，家庭主要的青年劳动力少，责任重，生活压力也逐渐增大，特别是第二代组建家庭后，所需负担的生活成本更是急剧增长。这也是国家放开二胎政策后没能有效提高新生儿出生率的重要原因之一：生活不易，不敢轻易要孩子。
而在生活成本如此高额的条件下，我们社会的“巨婴”还随着时间的发展在不断增加。巨婴心智的低龄化恶化了适龄劳动力的求职状况和工作状态，会给家庭收入带来很大的不稳定性和波动性。有时甚至已满足退休条件的上一代，还得继续供养家庭适龄的“巨婴”劳动力，“啃老族”、“吃老本”。劳动主要供给人群的年龄有往上游流走的趋势，本末倒置。
往大的方面说，如果社会长期处于中层支柱劳动力不稳定甚至部分缺失的状态，产业很难健康发展，特别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而言，“巨婴”的责任意识淡薄、没有毅力、缺乏胆识和心理承受力，种种都会间接遏制成果的萌芽。积极就业观和主流价值观被扭曲，年轻人若耽于享受而不履行义务，不善于自我思考和自我挑战，没有自我追求和远大理想，社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的重任怎敢放在这样的人身上？
童年的消逝与社会普遍阅读量的多少有一定的关系。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尼尔波兹曼认为，阅读可以视为童年的永久结束标志，因为阅读使得人们可以接触了解并谈论自己一无所知的东西。同时阅读的增加从根本上削弱了口语文化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使人们进入一个抽象的知识世界。因此阅读可以创造成年，阅读的普遍性加速了成人化进程，童年渐渐消逝。但反过来讲，一旦社会越偏向于口语文化交流，减少了阅读量，对己有认知体系外的知识了解得更少，相对来说减少了了解未知领域的一个窗口，那么个体的童年可以延长保留期。
这与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和培育机制几乎是一致的：在小学到高中这段时期，学校和家长会尽可能给孩子灌输更多的知识，强调“赢在起跑线上”，送孩子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特别在小升初、中考和高考这段时期，会要求孩子尽可能地阅读更多课外书籍，便于进入一个更好学习环境进行更加优质的再教育。这个时期孩子们的阅读量和知识积累会呈现出明显的快速增长阶段，孩子了解到的课外知识越多，思想也愈加成熟，虽然生理上处于未成年状态，但思想已经“成人化”，即童年的消逝；而进入大学后，由于学习环境发生了变化，周边原有的期望和压力相应减弱，孩子相比小学到高中阶段失去了明确的学习目标，平均阅读量会相应下降，知识外延扩张速度放缓，甚至内缩（知识的实效性），导致出现了生理上的成熟，心态的“幼龄化”。即童年的重新出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巨婴”现象——成人在重新体验童年。
这也与心理学者认为的，一个人98%的心理问题都能从童年生活中找到原因的观念不谋而合：现代人在理应享受童年的时候被迫放弃了这种需求，在成年后对这种需求在经过多年累积后突破了可承受范围，于是在成人后对这种需求进行相应的“心理代偿行为”满足需要。而我们目前的教育制度更是间接加剧了童年的消逝和“巨婴”的普遍性，因此有必要进行改革。
同时，网络的发展也在推动这种不正常的“逆转体验”：互联网、移动设备和社交软件等的多方配合，人们在网络平台上只需简单地敲击就可以随时随地畅谈自己的观点，几乎不付出任何交流成本——人隐藏在电脑、手机屏幕背后，无需在意他人的眼光和看法。因为“看不见”，没有心理压力，所以人的羞耻感知下限在网络使用过程中被拔高。
没有高度的羞耻童年难以存在，社会成人的羞耻感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其对儿童的认知和界定。高耻度环境社会更重视对儿童身心健康的保护和培养，因此产生了所谓“童年”概念，社会对处于童年的未成年人因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措施，在儿童面前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都有成文规定或共同道德良知限制。但互联网的发展一度降低了人们的羞耻敏感度，肆意谩骂、胡言乱语、诽谤攻击甚至富有性暗示意味语言的普遍使用——人们一手造成了网络社交环境的低羞耻文化氛围后果——结果就是大量暴露在这种低俗文化环境中的未成年人不知不觉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培育了他们的“低羞耻”心理，造成童年的消逝，为十多年后的“巨婴”的代偿行为埋下隐患。更糟糕的是，低羞耻行为和心理相互形成了恶性循环，行为增强了心理，心理又反过来加强了行为表现，形成了消极惯性。
童年的消逝给“巨婴”铺垫了心理路程，而当今经济消费时代的到来也成为培育巨婴“成长”的温床。我们已经了解“巨婴”对童年的热切渴望，但现实对他们的责任要求阻碍他们获得补偿，带来精神痛苦。他们逐渐发现现实生活开始失控，急需找到一个“发泄口”来垫补心灵空洞。于是，消费成为了最好的代偿手段。消费行为能够带来对生活的控制感和地位维持的虚幻快感，让这些“巨婴”获取巨大的满足感：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生活，我们是被需要的，因此我们是有重要地位的。消费带来的虚假权利和自我认同使得“巨婴”不愿意轻易放弃进入本应进入的成人化阶段。只要一朝能够通过消费来补偿，那么“巨婴”就很难真正“长大”。
再不能比此时更认同狄更斯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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