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则徐则林
继《中国在梁庄》之后，时隔三年，梁鸿又出版了这本《出梁庄记》。前一本写的是仍然生活在梁庄的那些留守的老人和妇女儿童，后一本写的是那些出外谋求生活的主力劳动力。用梁鸿自己的话说就是，光写那些还生活在梁庄的人是不够的，因为那些出外的人也是梁庄的一部分，而且是最主要的部分，只有将视角度倾注到这两部分人里，那么梁庄才是完整的。
从写作方式来看，除了每个章节开头引用了《圣经》、《乡土中国》里的话做引子以外，依然延续着《中国在梁庄》时的第一人称叙事和采访记录的风格。梁鸿在这两本里大量地讨论了关于乡村人的生活与工作、现实与未来、卑微与迷茫、愤怒与无奈。
作者梁鸿作为一个女博士、高校的教授、文化学者。在城市长期的生活，让她有些忘却了自己农村出生的事实。和农村老家的那些没文化的长辈、平辈、晚辈之间仿佛已是两个世界里的人了，他们是有些陌生的，她对他们甚至是有些冷漠的。和自己同岁的亲戚、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小柱，在外打工因工作中毒生病回家，她都没有去看他，即便是经过他家门口、亦或是自己的嫂子去给他打针，她都没有跟着去看望，哪怕一次都没有。直到在北京听闻小柱的死，她那颗有些冷漠的心才开始渐渐解冻。
对于没有去看小柱，她在《一席》的演讲和本书中都有说到、写到过。但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自始至终，她都只有一句话——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就是没有去看过他！其实，我觉得此书中的一个细节已经表明了一切。
梁鸿
她说：二十八岁那年，小柱打工回来生病躺在家里床上的时候，自己是个女博士，那时候感觉自己意气风发的。
是啊！年轻气盛、意气风发、美好前途，这些足以让她脱离自己农村人的身份了，那时候的她生活重心是向外扩的。可是，家乡的那些人们呢？他们怎么办？是小柱的死让她清醒了，她才会将自己的焦点放回这个生她养她的农村，去关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卑微与迷茫、现实与未来、无奈与愤怒！
她不可能不愤怒，以前熟悉的村庄在萧条、传统在逝去、水土在流失、人口在锐减，既而又因时代的发展相继生出新的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农村干部贪污问题、外出务工人员的尊严与身份缺失的问题，无不让她触目惊心，这些对她而言即熟悉又陌生的问题，让她从刚开始的愤怒转为了无奈。因为，这些问题往大了说，其实就是时代更替的问题。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人是那么的渺小卑微，除了被吞没，我们身在其中的人们，除了随波逐流还能做什么、又能改变什么？
写这本书对于梁鸿而言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她从小生活在农村，通过上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是从农村飞出去的金凤凰。当她回望这一切的时候，很多人和事都是非常熟悉的。加上自己的多重身份，得到了县里的支持，这就给了她去抒写自己的家乡一个很好的条件。可是，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完全脱离了农村生活而在城市生活的很好的知识分子，她的身份与昔日的村人们有了隔阂。以至于她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扰乱了他们的生活，也不能真正地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所以，她才带着自己的父亲和哥哥，让他们为她的采访搭建沟通的桥梁。
她考虑问题的方式更加的现代化，她对那些在城市生活了十几二十年的人不在城里买房，而是把钱用在农村老家盖一栋夸张的“别墅”感到不解。每年也就回家过年住那么十几天，可在城市却常年累月地住着一间昏暗漏水的出租屋。所以，他们为什么不在城里买套房子呢？成为“永久”居民，而不是经常被查暂住证的流民。哪怕是当成一种投资，也是好的。说到底，有农村人目光短浅的一面，也有落叶归根的原因。
校油泵的河南小伙
他们心里始终都有一个声音在时常响起——城终究不是我们的城！在这里，彼此都是过客，出生的村庄里的人才是熟人。对过客、对暂住之地的一切感情，都只不过是为了讨生活而不得不进行的逢场作戏。他们不在乎这里，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在这里找存在感。
另外，流动打工者在城里的身份的缺失，也是原因之一。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城里人离不开他们提供的生活服务，外来务工人员需要通过付出劳动交换生活所必需的金钱和物质。但彼此之间有些时候是无法完全接纳对方的，甚至是对立的。
因此，他们对这座养活了一家人的城市，始终生不起感情，一旦时机到来就要逃离。无论如何都是要回故乡的，因为只有故乡才是自己的家！
本书的人物采访路线是从梁庄，经西安——南阳——内蒙古——北京——郑州——南方（主要指广东深圳）——青岛，再回到了梁庄。最先敲定和联系到的村人本来是青岛那些，可却是最后才去。因为，小柱的死让她对这个地方生出了一些特别的感情，她迟迟不敢面对。从梁庄出发再回到梁庄，就像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轮回般，在这些地方有的人生活的越来越差，也有的人活成了村里人的传奇。他们从事着各行各业，大部分都在干一些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的工作。虽然也有极个别在做大生意的，可依然没有脱离农村人的烙印，不管是思考问题还是做事方式，还在延续着在梁庄时的为人处事之道。
在西安踩三轮的梁庄人
这里面有在梁庄为了低保而不去认尸的亲人——有在西安踩三轮的车夫的艰辛维权——有在南阳干起了算命工作的农民——有闻名世界的河南校油泵——有在北京河南村生活的河南人——有在郑州工厂流水线上打工的年轻“机器”人——有在深圳生活了很多年却对城市没有感情的外来者——有在青岛无故的死亡和轻松面对死亡的瘫子舅舅——有在梁庄被65岁的老头子性侵了的9岁黑女儿。
他们大部分都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在面对不公时所采取的行动是愚昧的；三轮车夫结群与本地人斗殴。青岛工人面对韩国老板的剥削明里不敢声张，害怕丢掉工作，就暗地里偷拿工厂的物资。弱势群体在面对与己无关的事情时是冷漠无情的：别的县的三轮车夫的老婆失踪了，这个县的三轮车夫以不认识为由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为青岛的韩国老板的剥削，面对同事偷东西又当做没看见。这强烈的对比，农民的劣根性在他们的身上被表现的淋淋尽致。
可是当他们面对公司机构、政府或社会群体的时，他们又是非常无奈的，他们所发出来的声音被掩盖，斗不过、说不过，没有文化。很可笑的是，作为靠出卖力气生活的劳动力却不懂劳动法。小柱因慢性中毒跌倒在骑车去上班的路上，就因为不是倒在工厂里，所以这些村人们直接将小柱送回了家，连咨询相关法律法规的人都没有。认命是他们调整心态的唯一可以释然的方式。所以，弱势群体即便是形成了一个群体，它也还是弱势的。
北京河南村里的河南人
他们仍然延续着古老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生存法则，往往是家中的长子最早出外打工，等他在城市安顿好了以后，就相继把已渐渐长大的弟弟妹妹们带出来。他们在老大的安排下工作生活，起先都感激老大，日子久了又生出许多矛盾。这就是梁鸿在书里写的“扯秧子”。靠着这种扯秧子的关系，河南校油泵闻名世界、北京的河南村里80%是河南人，西安的三轮车夫维权的时候振臂一呼，纷纷响应去堵交警队大门。
当然，也有不靠这种关系的、也有不从事劳动力的、也有上完了大学的。可是，他们照样生活的不好，他们在城市的大小公司做着普通白领的工作，工资不够在城市安居乐业，回家也不愿种田种地。城市没有他们的安身之所，农村也不是他们的栖息之地。他们很大程度上和他们上一代的农民工叔父们在本质上，其实并无多大的区别。若一定要说有区别，那就是他们在生存的过程中，也许还有那么一点职业抱负和精神理想吧！
于是就这样，他们在城市的碎梦中飘来飘去，直到奔波至死！
文字/林则徐则林
图片/来自于网络
编辑/林则徐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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