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现代诗的最大毛病是什么

鹰之

当前中国现代诗的最大毛病是什么

 相对于因“伪叙述”、“通感”、“转喻”、“词语偏僻化”等泛滥造成的“话说不清楚”这点“病虫害”而言，“本体模糊、枝桠茂盛”是当前现代诗面临的最大、最普遍的病灶，它让中国现代诗成为了匍匐在地的地衣植物，且这种病灶在现阶段中国诗人的写作中几乎时时处处存在（自然包括本人），如果说前者是一个可以忍疼割爱刀到病除的“脓包”，后者却不是“医生”的手术刀可以解决的，必须在诗人自觉重复意识到“体虚”的前提下，采取“大快朵颐”的 “食疗”来固本培元方能解决。

 什么是诗歌的“本体”？从字面所指来说，当然是令主题形成过程的主体架构，也可理解成是情节主线，但从内容来说，当然是诗人世界观和人生观在一首诗中的“结晶”过程，诗人写一首诗除了给读者一个流连忘返的审美过程，还必须呈现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必须是“呼之欲出”的，是诗歌身体的“流线型”自然拱出的“尖”，这是能引发读者共鸣并获得记忆的根据。否则，仅具过程之美只能引发读者即时性的审美快感，读者看完即忘在所难免。因为“结论”部分才是作者真正立场所在，也是读者参与碰撞的着力点，诗歌就是因为“碰撞”才被人记住的；而仅仅有个“结论”，诗歌便失去了与得意忘言的小说、杂文、随笔等文体的分野，读者因为不能获得审美快感也将被迫放弃阅读。此处所言的“本体”并非仅仅柏桦先生提出的主观化、客观化写作中所对应的“主体变异”，而是针对此两种写作的“呈现本体”而言的，简而言之，无论“主体”写作、还是“客体”写作都是靠内容与形式统一体来呈现的，无论怎么变异都不是“空心”写作，都是“蛋壳”和“汁液（蛋清蛋黄）”的关系，所谓好诗就是二者比例构成亲密无间恰到好处。朦胧诗之后中国现代诗便处在一路下滑中，是诗人清晰的世界观、人生观逐步被缺席的过程。假定朦胧诗的“诗歌本体”是靠“文革”这个现成的人造蛋壳硬性组装起来的，第三代在把这个蛋壳过早打破之后，并没有能力营造一个新的“蛋壳”，而是让不成形的蛋清蛋黄放任自流，结果不言而喻——“生不出孩子”！因此，现在确实该到了考虑“香火延续”的时候了。

“本体模糊、枝桠茂盛”主要以以下形式存在：

其一，形式大于内容，造成形式主义噱头

  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所导致的泡沫写作，作为世界观、人生观的叙述主体被一些小趣味的“碎屑”所取代，这样诗歌的呈现过程由“面”的播撒转变为“线”形的曲流拐弯，诗歌“呈现本体”消失了，最后读者只记住了这种“体”的名字。这类似不争气的球员在技不如人前提下开始玩“斜”的，既然用脚踢不进球门，那干脆用手射门好了，这样世人的关注主体便由球转移到了“上帝之手”，在世人对“上帝之手”的争议中，他们跟着热闹了五分钟。类似废话体、梨花体等等形式主义作品均在此列。世界诗歌史几千年了，依然在沧桑中一毫米一毫米地蠕动，中国人就算比人家聪明，也不可能在“不过百岁”的前提下，突然弄出个破天荒的东西出来。

其二，写什么和怎么写混为一谈

 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指认游戏，把某些特殊题材的旁逸斜出当成写作的全部，或者从异域偶然得到的一个小把戏加以无限夸大以忽悠本地人，最终达到豁人耳目骑着扫帚升天的目的。这类似于盲人摸象游戏，在其他人摸到象腹、象牙、象鼻等部位并对大象指认时，突然有人摸到了大象的生殖器和粪便，并大喊“这才是大象”，诸如下半身、垃圾派当在此列。本来这也可算是一种题材领域的新发现，可视作若干表达方式的一种，可以对应某些特殊领域完成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政治反讽体”，可以和前面那些摸象者的实践结合到一起令大象的概念更加完整。但遗憾的是他们把其当成了写作者的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似乎不分什么题材都非得带上点“色”与“臭味”不可，俨然成了一切诗歌的入口。结果不言而喻，只不过弄出一些造成“屁股决定脑袋”、“屎尿屁决定思想”本末倒置的“虎头蛇尾”“狮身人面”而已。

其三，本体模糊的“新朦胧诗”

  此处所言“朦胧诗”并非八十年代的“朦胧诗”，其实北岛一代的“朦胧诗”概念是一些过气平庸诗人强加的概念，那一代人的写作整体还是以形象化来呈现诗意的，思想都浇铸在了一些真实可触的意象身上，内在还是饱满的，和唐诗宋词一脉承传。这种“新朦胧诗”是从后朦胧时期的学院派延续至今并发散到各种思辨体中，在70前名诗人诗中更为常见。他们看起来也在思辨，但他们的思辨过程却是个抽象和形象混合在一起的东西，而且在“抽象”和“形象”之间又加了俩字“调侃”。由于整体情感语境的缺失，等于把一首诗人为分割成了若干的“块”，需要读者在不同的语境模式下来确认其中的“某一块”有效，然后靠大约摸的“同情阅读”贯穿起来，终究还是用“似是而非”来诠释“形而上”，“本体”仍然模糊的无效的，只有一堆张牙舞爪的枝叶在充门面罢了。

这种毛病几乎在现阶段所有思辨诗歌中不同程度存在：

A,以欧阳江河、藏棣为代表的学院派为典型代表。

B,官刊重点栏目思辨式诗歌几乎全部存在这种毛病，更要命的是这些傻编辑把“朦胧”当成了“诗意”继续害人。

C，女性思辨式诗歌存在几率大于男性。目前中国除了路也的部分作品具备清晰透彻的思辨能力，其他知名、获大奖女性作品很少见到，因为“清晰”必须靠坚实的理性之核来充当龙骨，并不仅仅是表达方式的倾向性问题，而是思考力抵达问题，思之不足只有靠朦胧来填充，所谓跨性别写作只是一句空谈与妄想。

  更为有趣的是，中国诗人和批评家为这种“朦胧”找到了一种自圆其说的理由，“诗歌不一定看懂，只要感觉到那种朦朦胧胧的张扬之美就可以了”。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他们把读者当成了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傻子，若果真如此，读者去听听那些声情并茂的疯子骂街、抑扬顿挫的麻雀吵架多好，何必去阅读一些不知所以然的文字垃圾。也有人为其遮丑说是某些西方经典诗歌就这个样子，纯粹胡说，你在哪里见过这样的西方经典诗歌？难道张铁生翻译的？恰恰相反的是，中国的读者从来就未疏远过但丁、波德莱尔、艾略特、里尔克、拜伦、雪莱、泰戈尔们，他们写的诗中国的老百姓都看得懂。

其四，假道伐虢，虚晃一枪

 按理说，在社会意识形态朦朦胧胧时期、哲学、宗教、自然科学等发展波澜不惊时期，诗坛不太容易产生优质的长诗作品，尤其杰出的批判主义长诗作品，因为单靠一个诗人的思想拔高有效冲破一个时代的文化围困是艰难的。但咱们这些年获大奖长诗层出不穷，这让读者很奇怪，既没思想性的照耀又没感天动地的物质场景，他们写那么长究竟为了什么？难道仅仅为了欺负那几个傻评委不懂诗吗？但你若真的这么质问他们，他们就会从某首诗中找出几句说，这句我是影射了xxx现实，那句我是揭露了xxx事件……其实，这充其量还是一种“假道伐虢”的虚晃一枪罢了,诗人没能力为所映射现实建构一个强壮的本体，只能通过他类事件的语言飞白来旁敲侧击发发牢骚罢了。除了批判现实类，哲理类也是如此，很多意识流长诗，都是若干个不能有机化合的小感想组成，虽然诗歌变长了，但分量并未变重。

 要想为批判现实类、哲理类建构一个有效本体，只有两条路：其一，正写，要想彰显天地大道，那么你就正面去问天、问地，就像屈原的《天问》那样；其二，反写，要想揭示人世间的大奸大恶，就像波德莱尔《恶之花》那样，用假丑恶去反衬天地大美；所谓“以小见大”只是相对的，你用不相干的蚂蚁上树、蜻蜓点水虽然也能“侧翼迂回”，但却离开了一个最给力的矛盾统一体，事倍功半。

其五，词语代替“语言”，“兔子驾辕”

  这种“本体弱”其实就是一种“本体旧”所导致的诗歌本体的立柱无效。凡是词语含量过高的诗歌大多是没有创造力的诗人所为，受词语自身的既定义所限制，诗歌本体的纵深渗透性多向映照性被束缚了，它让诗歌变成了一个现成的、旧的东西，这在当前官刊那些所谓主旋律诗歌中存在几率更高。

  我们的古人在几千年前就告诉了我们所谓诗歌“就是用意象说话”，其中喜怒哀乐忧伤等等情绪词语很少出现，但现在的官刊编辑们不知道，虽说“歌德体”已很少见到，但“歌德体”所遗留的审美传统却依然存在。翻开每本官刊的头题，几乎每一首所谓开阔大气的诗，都是用“开阔”“大气”这个词语来代替开阔场景，用“伟大”“渺小”这些词语来代替伟大或渺小的这件事，用“焦虑”“烦躁”代替这些情绪本身，用“美好”“典雅”来代替美好典雅的事物……这充其量还是一种“懒汉”写作，他们把词语和“语言”混为一谈，用文章的“身体”变相取代了诗歌的“身体”，诗歌本体的质感被人为破坏掉了，诗人的创造力也被扼杀了。

  尽管现代白话诗取代古代格律诗之后，诗人的写作已进入多元化时空，仅仅一个“用意象说话”已经不能概括诗歌语言的丰富性，但分清词语与“语言”却是诗人入门的第一道关。词语属于人类公共财产而“语言”才是诗人自己的，凡是过多侵占“公共资源”造出的东西，它必然是一个非艺术化的东西。（关于“诗歌语言”，本人已将其定义为“有机化、戏剧化的物像关系”，具体见本人《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语言创新》）

  除了以上几种显在的“本体模糊，枝桠茂盛”形式，还有更多种潜在的“模糊”形式在我们写作中存在，总体体现为“我们写的很多东西很可能是没必要写的”，从内容到语言我们写作的可识别性正在消失。这向我们提出了两个严峻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何写作？读者为什么读我们的诗？这是每一个写作者在写作之前都应面对的问题。

造成“本体模糊”这个毛病的根本原因分析

造成“本体模糊”这个毛病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天时不在，放任自流。

 受消费时代冲击影响，娱乐文化逐渐占据时代主流，低级趣味的小品、庸俗不堪的娱乐新闻把一代人弄得不思进取、浑浑噩噩，被边缘化的诗人不但不能洁身自好激流勇进，反而也跟着破罐子破摔，很多貌似关注现实的诗歌，其实就写了一句话——“活着没意思”。这导致诗歌的本体思想高度不能有效溢出，诗人因之成了体制不管、人民不爱的孤儿。

其二，矛盾对立面消失，“矛”与“盾”分别闲置。

 中国诗歌的矛盾对应物主要有三个：体制、群众、批评家，在外在矛盾对应物体制与群众逐渐淡出，缺席后，诗人就剩下了唯一一个内在矛盾对应物——批评家，但这些批评家只顾忙着写职称论文根本不读诗，这造成他们发言的逐渐无效，甚至他们根本就不发言了，除了给哥们有偿服务外，诗坛好像与他们没啥关系了。那么，不甘寂寞的诗人自然就开始“违法乱纪”沉溺于恶搞和行为艺术，诗歌的呈现本体自然被娱乐化、调侃化所消解。

其三，蔑视技术，急于少年得志

  我对中国诗坛的少年得志者有一种骨子里的蔑视，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未到达成熟阶段，无法建构一个清晰的思想本体为读者服务，靠那些话说不清楚的小朦胧为人师表是不严肃的，尤其在目前白话新诗还不满百岁阶段，这种“流质体”危害更大。白话新诗相对于格律诗根本就不是一个速成的东西，格律诗本就是一种“删繁就简体”，因为让诗人集中在了最适宜格律发挥的题材领域（比如，因为哲理诗的质感得不到体现，被忽视了），这大大缩短了诗人的成熟期；但“自由体诗”的“自由”在解放诗人创造性思维的同时无疑也延缓了诗人的自然成熟期，一个连写个两行诗都有天然跨不过去的障碍缺陷的小诗人，却不几天就把各大官刊占据了、课本选入了、文学史进了、作协诗会加入了、大奖拿到了，这违背了诗歌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些所谓“名家”和整天忙着“炒八”“炒九”“炒十”的所谓“名家制造者”正逐渐沦为中国诗坛的历史罪人。

其四，网络正在成为隐形杀手

  网络时代大大缩短了诗人的入门期，以前需要几年完成的语言奠基工程，现在几个月就完工了，而且因为阅读资源丰富多彩，为诗人模仿、借鉴、充电铺平了道路，这是“前辈们”所不能比拟的。但我们也得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写作节奏也正被网络的快速更新节奏所绑架，很多诗人为求关注度点击量正把诗歌当成方便面批量复制泥沙俱下，甚至连摔个酒瓶泡个小姐也当成诗歌素材，由于本体琐碎虽然写了很多却没给读者留下印象，每首诗之间的差别正在丧失。很明显此类诗歌都是 “不足月”的早产儿，久而久之自然成为一种无效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