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九年壬寅(1182)。陆九渊从四十四岁来到临安；匆匆已经五年。先生四十八岁了！
五年的京官生涯，使陆子成熟多了。
行都的繁华是孝宗赵昚“假备战，真议和”的投降路线换来的；加上金朝内部矛盾，二十余年又无战事，相对和平时局。在西湖歌舞太平景象中，一方面是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是细民百姓冻馁沟壑。儒者在中间表演，围绕着“战”与“和”二字，或阴或阳地暴露了各种灵魂。朝廷为了防止民变，硬手镇压，软手“礼”教。繁琐讲究，花样翻新。比如：凡地方新任的主要官员，必须用“太平之礼”先当地孔庙，方可就职。皇帝每年阅兵五次，虚张声势，只见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队伍长达二十余里，花的金银钱帛以万计。京城的年年春秋郊祀大礼，用银如流水，单是摆威风的六军仪仗队就有二千二百三十二人。高宗赵构庆寿大典，极尽人间富贵，用法驾五百三十四人大乐四十八人，正乐一百八十八人。文武百官以至禁卫吏卒都要头插鲜花朝拜贺寿。有人写诗：“春色何须羯鼓催，君主寿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真实而又辛辣地记录了当时的盛况。这些礼仪表面热闹，实质上透露了皇家的虚弱，社会的病态。另外，以陈亮为首的东事功学派，除与朱熹论战外，又掀起“反道学”热潮，并得到主战派将领辛弃疾的支持。凡是推崇孔孟者都在反对之列。民族存亡之秋，“事功派”已占上风，这也许是民族意识的部分觉醒。浙东家家“谈事功”、“说王霸”，不说孔孟。朱熹惊呼“可畏！可畏！他与陈亮进行了“王霸义利之辨”。朱门弟子放松陆学的进攻，集中火力评“王霸”。但是，“事功派”也唤不醒小朝延，一些保守分子借故打击“事功派”，陈亮两次入狱。在这夹缝中陆九渊坚持儒家立场，虽说他反对程颐派的“正统道学”；但也不允许人反孔孟，尤其是他弘扬的孟轲。他说：“某平日未尝为流俗所攻，攻者读语录精义者。程士南最攻道学，人或语之以某。程云：道学无可攻者，采取了采取袖手中立的态度，但在思想深处有所困惑。官场党派纷争倾轧，孝宗亦是孱帝，自己随时可然也有被打击的危险。在《与尤延之》信中倾吐了自己的内心：
此间不可为久居之计。吾今终日区区，岂不愿少自效，至不容着脚手处，亦只得且退而俟之。职事间又无可修举、睹见弊病，又皆须自上面理会下来方得。在此但望轮对，可以少展胸臆。对班尚在后年，郁郁度日而已。”(《陆集》498页)
有人劝他有小人在暗里虎视眈眈，打他的主意，要防止明枪暗箭，你还是向朝廷请退吧？他愤慨地说：“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则去。岂可以彼为去就耶？”(《陆集》410页)但是，陆氏看透了朝廷的虚伪，他曾“论驳中外奏对不可行者”(《陆集》496页)；因此，对“轮对也是勉强，处在“欲言又止”的矛盾心态中。“时对期甚迫，犹未入思虑，所亲累请，久乃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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