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西游记的那些事儿》的作者“自在岩”先生，在微信上给我发来杨维桢传记的照片。这篇传记出自一本名叫《哥伦比亚大学明代名人传》（6），编者系[美]富路特、房兆楹、李小林、冯金朋等，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4月出版。我认真看了一遍，发现里面有一些新鲜的东西，但也存在着明显的错误。今天抽空把全文打印出来，并在【】内加上了自己的看法。
杨维桢
1296—1370年6月19日【杨维桢卒年如此确切，不知出处在哪里】
杨维桢（又名杨祯【从来没有“杨祯”一名，但早期杨维桢的名字确实写作“杨维祯”】，字廉夫，号铁崖、铁笛子等），诗人、有些古怪的文学家【这句评论很有意思】、元代低级官吏。生于浙江会稽，其祖上从未出过官员【与史实不符】。早年，杨维桢一边学习一边在家庭周边地区游历，但是其父并不满意杨维桢的学习成绩【父亲杨宏最看好的是三子杨维桢，所以不是不满意他的学习成绩，而是让他在科举考试中打有准备之仗，故也不同意他早婚】，于是将他锁在铁崖山上的阁楼里，每天派人将食物等用滑车送上去，如此五年之久。杨维桢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楼之中攻读经史，其结果就是在1327年的考试中高中进士科第八十五名，尤擅《春秋》。
杨维桢自幼攻读《春秋》，一生都以研习此部经典闻名，并成为著名的经师，吸引了大批慕名而来的学生。但是，在这些学生当中，却无一人继承其《春秋》经的学问【杨维桢所教授的弟子，难道不是继承了他的研究成果】。杨维桢所著关于《春秋》的著作，亦无存世，只有在《四库全书》的目录中提到过《春秋合题著说》三卷本【还有《四书一贯录》《五经钤键》《春秋透天关》《礼经约》，均已散佚】。尽管如此，在后人所补的元代《艺文志》中，我们看到杨维桢写有多部关于《春秋》《左传》以及其他经典的著作，但是似乎都已经散佚；从现有评论中可以看出，这些著述几乎都没有独创性的想法与见解。关于杨维桢在史学方面的著述，宋濂在其墓志铭中提到两部，分别为《补正三史纲目》（在其他地方从未被提到）和《历代史钺》（杨维桢的自传中声称有两百卷）。杨维桢的《史义拾遗》（两卷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本书记录了从夏代到宋代历史上的各种小故事和插曲，并将其置于特殊的环境中，借以说明事件是如何发生、为何发生的。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但是其中却包含了杨维桢对于名士和历史事件的自我价值判断。
对于杨维桢的学派划分并不容易准确界定。黄宗羲和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并未明确将其系于某派之下。但是杨维桢的思想与宋儒薛季宣（1125—1173）一派有所类似，而根据全祖望的研究，薛季宣正是讲求事功的永嘉学派奠基者之一。杨维桢是薛季宣一派的分支，位于该传承体系的倒数第二位。据记载，杨维桢的导师为倪渊，一位元代并不出名的思想家。【这个研究很新鲜，第一次听说】根据事实记载，杨维桢年轻时曾购买并研读过黄震（1213—1280）的《黄氏日抄》，因而黄震的学术思想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杨维桢同样不在黄震一派的直从善如流传承体系之中。
杨维桢的官场生涯并不显赫，且饱受挫折。中进士之后不义，他便被任命为浙江沿海的天台县尹。当地腐败成风，杨维桢力图惩治腐败并加以控制，却没有收到效果，于是他辞职归田。【不是辞职，是被罢免，辞职就体现不了杨维桢忠于朝廷的思想】杨维桢的第二任官职是杭州湾钱清盐场司令。由于当时盐课太重，盐场百姓不能完成官府要求的额度，于是杨维桢屡次上书请求减轻盐课，结果仅得到部分减免【史料记载是“三千引”】。尽管在一些记载中，这一时期杨维桢的事迹互相矛盾【何处有矛盾】，但是似乎是其在盐场任职期间，父亲过世。因而杨维桢不得不离职，返乡丁忧。自此之后，大约有十年（1334—1343年）之久，他再没有出任其他官职【是的，这叫“十年不调”，但时间有误，应该是1339—1348。杨维桢父亲卒于1339年7月，杨维桢辞去盐场司令回乡丁忧就在这时。1334年至1339年，正好是杨维桢任职钱清盐场司令的时间】。据杨维桢自己所说，这是因为有的高官认为他是一个极端顽固的理想主义者。贝琼（字廷琚、廷臣，1379年离世）曾长时间跟随杨维桢学诗，据他所言，杨维桢个性耿直率真，往往被视为怪人。在没有出仕为官的情况下，杨维桢在长江下游四处游历，有时同诗人张羽一起互相和诗，举杯痛饮。【辞去官职后，杨维桢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此时说他四处游历是不确的，他曾先去杭州谋求复官，不果，后不得不以授徒为业，游山玩水只不过是教书之余的事情。而且，杨维桢的朋友圈越来越庞大，张羽只是其中关系较铁的一个。】
1343年，杨维桢和其他三十位学者被召往京城，以完成《宋史》《辽史》和《金史》的收尾工作。【杨维桢生平中并没有赴京城参与修史一事，系编者杜撰。贝琼《铁崖先生传》云：“至正初，诏征天下儒臣修辽、金、宋三史，先生不得预。史成，正统迄无定论，乃著《正统辩》……欲献不果，去游吴兴。”贝琼说的不预，即没有参与。而且，杨维桢的《正统辩》也并没有及时进献上去。】在史书修订过程中，关于确定三朝中谁为正统的问题出现了僵局。一些学者认为，三个朝代中宋朝是唯一的正统王朝，即从北宋到南宋，最后到元朝；辽国和金朝不过是非正统的地方政权。但是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将辽国的历史改为《北史》。因为辽国是建立最早的，而且与宋朝是并存的；北宋的历史可以简单地称为《宋史》，南宋的历史称为《南宋史》，而辽国和金朝的历史可统称为《北史》，而且这两个朝代也仅仅统治了中国的北方。这了解决这一困境，总编官脱脱（1313—1355）最终不得不独断决定，三个王朝都不得独立宣称正统，但是可以保留自己的年号；当元朝征服南宋和金朝，进而统一中国之后，便自然拥有了正统。对于这一折中的方案，杨维桢并不完全赞同，于是著有一篇长文《正统辨》。【“辨”当作“辩”，此文中皆误。】他主张，三个朝代中只有宋朝拥有正统，最后传给元朝。这一见解为官方所接受，并使得杨维桢扬名中外。这一主张时常为人所赞赏，即便是在杨维桢去世后，在此问题上，他的观点亦被视为权威答案。
杨维桢的正统观直接来源于朱熹（1130—1200）的《通鉴纲目》。在该书中，朱熹提出“大一统”概念，认为这是《春秋》的要义之一。杨维桢坚持认为，金朝既非“正”亦非“统”：首先，金朝的政权不是合法的；其次，金朝并没有“统”治全国。另一方面，南宋的“正统”直接继承于北宋。杨维桢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认为“正统”观应该包括朱熹所提出的“道统”（道德的继承）和“治统”（政治的继承）；两者互相影响，不可分离。沿着这一思路继续下去，“道”从尧、舜开始，经过传承至朱熹，最终到儒家学派的许衡（1209—1281），这期间从未经过辽国和金朝。在这一原则下，杨维桢的文章中对于辽国和金朝的统治者从不称帝号，而是直呼其名。这一论述是非常大胆的；他从未掩饰对修史者的批评，甚至暗示1279年以前的元代统治者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不合法。
杨维桢的“正统”论得到了广泛的回应，赞赏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但是，这对于其官场生涯却无丝毫帮助。杨维桢修史时的上司欧阳玄（1283—1357）曾举荐其担任某职，却遭到京城某些官员的反对。【揣摩当时杨维桢写《正统辩》，确实有显示自己才能以谋求复官的意图。但欧阳玄也并非杨维桢上司。】“三史”修成之后，杨维桢坚持要求两年的私人时间去做诗人和教师。【与事实严重不符】在此期间，他游历了吴兴、浙江、苏州的广大地区。据记载，杨维桢曾经在松江的一个大户家中当《春秋》塾师。【十年不调期间，杨维桢的足迹是由浙东向浙西移进，先是在吴兴，然后到苏州，并在昆山参与了顾瑛发起的玉山雅集的主持工作】1348年，他受命担任杭州四务提举。据其所述，任职期间每天都有繁重的官方事务。随后，杨维桢转任浙江建德路总管府推官。他官场生涯的最后官职，也是最高官职是江西儒学提举，时间是1352年。【时间有误。杨维桢转官建德在1356年7月。1358年3月胡大海兵陷建德，杨维桢避地富春山，这一年岁末，除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时兵乱道梗，未赴任。】但是由于江西等地持续动乱，杨维桢并没有前往赴职。为了躲避元朝军队和起义军之间此起彼伏的战争，他与家人逃亡富春山，随后逃往钱塘，两处均位于杭州附近。【钱塘，本来就是杭州。】
大约与杨维桢隐居乡里同时，土匪造反者张士诚的势力崛起，并逐渐控制了杨维桢所居之地。1358年，张士诚“投降”元朝，被封为太尉，随后便派人请杨维桢出山辅助。作为当地最有名的文人之一，如果杨维桢支持张士诚，无疑会有利于张士诚控制该地区。但是杨维桢毫无畏惧地断然拒绝了张士诚的邀请，并且写了五篇文章（已散佚）和一封信申斥警告张士诚。【五篇文章就是杨维桢的“五论”，《驭将论》《人心论》《总制论》《求才论》《守城论》，仍见杨维桢文集中】其中内容包括张士诚不能从他的军官和僚属中得到正确的意见，因为这些家伙只关心一己私利，而不是张士诚本人。
从1352年到明朝建立的第二年，在这十八年的时间里，【时间有误，应该是从1359年起至1370年，共十一年，成为杨维桢无官一身轻的晚年，隐居松江】杨维桢并未担任任何官职，却达到了文学上的高峰，其诗词风格也广为流传。【说杨维桢达到文学高峰在晚年是不确的】作为一个诗人、文学家和教师，杨维桢的才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在松江居住期间，他还结识了诸多好友，例如张羽、顾德辉、倪瓒以及李孝光（1297—1348）等。【这些人物早就在杭州期间就相识相交了，并非在松江结识】他们频繁聚会，或文学批评、诗词竞赛或纵情山水娱乐，时人及后人颇以其为轻浮。杨维桢也从不是一个对自己行为自觉的人，从未戒掉酒色和歌舞。1369年，太祖朱元璋召其进京参与编修《礼乐书》。杨维桢最初拒绝了这一邀请，据说其回答是“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转年，朱元璋第二次卑辞邀请，这次杨维桢答应前往京城，条件是不担任任何官职，否则便是亵渎其对前朝的忠诚。他在京城逗留一百一十天，帮助《礼乐书》的编者建立条目和纲要。纲要完成之后，杨维桢便借口身体有疾，请求返乡归老。太祖批准了他的请求，并十分感激杨维桢的帮助。两三个月后杨维桢便因某种肝病卒于家中【新鲜，第一次看到是得肝病而卒】，寿七十四。
在同时代或者稍晚的传统学者眼中，甚至是在今天的评价中，杨维桢的声望显然归于其诗学天赋和成就。正如杨维桢本人即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一样，对其诗文的评价亦是褒贬不一【贬者主要是看不惯杨维桢生活上的狂放不羁，以及晚年创办歌舞班，自甘沦为“江南散乐家”】。也许应该在此介绍一下其诗学理论。杨维桢认为，诗词首先表达诗人的气质和性情，因此诗人应拥有独立的人格，以保留自我天性与个性。随后，从过去的程式中选择文体，这一文体应该充分契合诗人的需求和艺术对象。与诗词的文体和形式相比，更重要的是其所要表达的精神，如此方能作出好诗。任何情形下，文体都不应阻碍精神的表达，换句话说，即不应成为诗人本性和气质的阻碍。杨维桢经常提到，《诗经》中的“风”在文体上质朴无华，但是诗中包含的感情丰沛，这充分证明了其理论。那些后期的诗作，特别是晚唐、宋元时期的作品，过于注重格式和押韵平仄，常常忽视了真正感情的流露。
对于杨维桢和其诗的最严苛指责来自于同时代的年轻人王祎，讥其为“文妖”。对于杨维桢的作品，王祎不但斥责其文体，更谴责其道德败坏、割裂仁义、颠倒名实。【这个王祎可能患有红眼病。或者，杨维桢晚年还有更重磅的文章问世。说其道德败坏、割裂仁义，完全是污蔑】四库馆臣稍微带有极端的说教眼光，并不全然赞同王祎的观点。他们认为，杨维桢的诗文飞扬流畅且洒脱有力。全祖望指出，杨维桢的散文并没有遵循十二世纪中期以来的风格，而是试图在独特和华丽方面做出努力。对于杨维桢的诗词，四库馆臣认为，尽管其优点突出，但是的确应受到王祎和其他人的批评。杨维桢在追寻诗词清新和自由的同时，有时过于注重韵律，【注重韵律是因为杨维桢的诗写出来是让身边的歌妓舞唱的，能不讲韵律吗？包括杨维桢参与昆曲的首创，这一点历史又把他的贡献忘记了】并试图通过奇怪的物体引人注意。其文体在那些缺乏才能的学生和模仿者手中，易于陷入怪力乱神。数百年后，赵翼指出：“元末明初，杨铁崖最为巨擘。然险怪仿昌谷，妖丽仿温、李，以之自成一家则可，究非康庄大道。”【因为杨维桢的诗是人家学不会的】日本学者前野真彬指出，尽管杨维桢在无意识中成为了晚明诗人——例如李梦阳和何景明的先驱，然而他们和杨维桢一样，重回诗词的精神和汉诗的模型之中。
杨维桢的文体被称为“铁崖体”。在所有的文体中，他的乐府诗最为出名。这一文体曾经长时间与音乐脱离，允许歌词的自由性，因而与杨维桢的气质和艺术目的较为契合。【说其与气质和艺术目的契合是对的，但是说杨维桢追求歌词的自由性是错的】同时，杨维桢并没有完全放弃传统押韵形式，而是使用新的韵律。他还经常利用高度原始的非传统韵律，或者重写当时的主题。在四库馆臣看来，他的乐府诗受惠于李白（701—762）和李贺；当时的诗人在诗词精神和文体上更接近杨维桢的是李孝光。杨维桢的赋主要作于少年时代，因此自觉没有什么刊行的价值，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些赋已被收集并发行。
杨维桢是一位十分多产的诗文家，但是在其去世后不久，大部分诗文便已散佚，并不容易一起找到。《东维子文集》（三十一种）中大多为杨维桢的文章，仅有两卷的诗词；另外，杨维桢最为出名的《正统辨》也未收入其中。在陶宗仪1366年完成的《辍耕录》（三卷）中，可以找到《正统辨》一文。并且其中指出，《正统辨》一文在当时广为流传；该文同样收入贝琼所作的杨维桢的传记当中。（编者按：当陶宗仪的重要著作完成之后，杨维桢给其写过绪言）杨维桢在自传当中称《正统辨》一文有五千余字，但是现存版本中仅有三千字。另外一个版本（1502）的杨维桢《文集》（五卷），名为《铁崖文集》，见于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其中有部分内容是《四部丛刊》版中没有的。杨维桢关于历史评论的著作名为《史义拾遗》，见于明代第三版的《文集》（五卷，1502年，藏于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之中；这部书在今天很容易找到，收入《青照堂丛书》中。还有两部简短的故事《哑倡志》和《南楼美人传》，俱见于无名氏所揖的《绿窗女史》中；第三个故事《煮茶梦记》，收入陶珽的《说郛续》中。【这几篇全部是杨维桢的小说。说明杨维桢在世时，确实没有将自己的小说结集。而《绿窗女史》《说郛续》都是他人编的小说集】另外一部简短的著作《除红谱》，描述了掷骰子游戏的情景，被认为是假托杨维桢之作（例如陶宗仪，以及钱大昕重著元代“艺文志”），但是经后世的藏书家叶德辉研究确认，杨维桢曾经确实为此书写有序言。
据记载，杨维桢曾经烧毁了自己的许多诗作，特别是其早年之作。但是幸而通过其学生吴复（字见心）的努力，保存了许多诗作。杨维桢的乐府诗集有两种，分别是《铁崖古乐府注》和《铁崖先生古乐府》，俱为十卷。前者由与其同乡的清代学者楼卜瀍（字西滨，大约1774年）做注。《四部丛刊》的附录中收集有杨维桢的《复古诗》（六卷），元朝章琬注。《四部备要》中收集有《铁崖咏诗注》和《铁崖逸编注》，均为八卷，楼卜瀍于1774年作序并注。杨维桢的赋收为《丽则遗音》（四卷），在毛晋《杨维桢乐府》和附录中可以找到，副本见于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以及东京内阁文库。
杨维桢的书法和绘画在当时也较为知名。[杨维桢的兄长杨维翰（字子固，1294—1351）也是同时期一位略有名气的画家和书法家。]【杨维翰是杨维桢的从兄，即堂哥】尽管不是十分卓著，但杨维桢的书法仍然独树一格，评论家认为其成熟有力。【那是现在的评论家，不是古代的评论家。杨维桢字体的形成，缘于他勤奋写作，以及他所用毛笔的特别，他爱用画沙锥、铁心颖这种湖笔。】杨维桢时常被邀请在画上题诗及撰题，其许多作品至今仍可见，收入于各种目录和艺术概略中。其中一幅长卷名为《有余闲图》，作者为十四世纪姚廷美，目前藏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这些绘画被翻拍，其中题字被翻译至博物馆的目录当中，画和题字一起经过了编辑郑振铎的翻拍。1361年，杨维桢给一位不知名的元代画家撰题题诗，温莱翻拍并翻译该画，现藏于弗瑞尔艺术博物馆之中。杨维桢有一幅画作，绘有单独的一棵松树，题为《岁寒图》，藏于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这是新发现，关于杨维桢画作，第一次看到如此详细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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