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岭南地域文化最为经典的著作屈大均的《广东新语》“真粤人”条说：“今粤人大抵皆中国种，……其真劗发文身越人，则今之徭、僮、平鬃、狼、黎、岐、疍诸族是也。”自秦始皇南征以来，陆续南下的五岭以北之人，构成了广东人的主体——“粤人”；土著“真粤（越）人”则成了少数民族。而有文字的岭南文化，也恰是始于秦。从这个意义上讲，岭南文化，基本上就是移民文化。要了解岭南移民的历史，当然要看移民史的著作，但论及其文化的随移，要领亦不易得，周振鹤、游汝杰教授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从方言的变化，探讨人口及其文化的迁移，颇资启迪，亦多有涉及广东，值得推荐。葛剑雄教授的《人在时空之间Ⅱ》（中华书局2010年版），有专节探讨移民与区域文化的关系，重点在上海、广州与深圳，并加对比分析，难得一见的精彩。当然，他们的精彩建立在深厚的历史地理尤其是移民史的专业素养之上。相对而言，广东的移民文化保存得最为丰富完整，陈序经教授“广东是旧文化的保留所”的论断，就包含这一方面。只是广东的学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太弱，地域文化研究者就不用说了。诚为憾事。
岭南的移民文化，还交融着遗民文化，这是长期以来未曾引起注意的方面。宋元以来，随着南方经济社会的进步，中原鼎沸之际，偏安之地便由江南南移岭南。南宋王朝最后亡于新会厓山海外；南明小朝廷迁延岭南日久，直至最后覆亡，岭南遗民的传统由此建立，宋、明遗民史录中，粤遗民占有算得上辉煌的篇章。尤其是以陈子壮等岭南三忠为代表的明遗民，于岭南人文精神影响至为深远；清帝逊国，粤遗民表现最为坚贞，其中的代表人物陈伯陶隐居九龙，编纂《胜朝粤东遗民录》和《宋东莞遗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既表彰时彦，亦绍扬前贤。遗民精神，固有其保守性，亦蕴含美好的节操，更可以矫时代变乱之失与革命粗糙之弊。
如果这还主要是精神层面，那明末清初兼有移民与遗民双重身份的一大批南下广东的江南士人，则对广东的文化发展影响巨大。朱丽霞教授侧重移民层面，从文人游幕视角，探讨岭南文学与江南文学的互动共荣，令人激赏，惜尚未成书。而在清初政治高压之下，真正的遗民，多逃禅为诗僧，其中杰出的代表如澹归金堡、石濂大汕，并为移民，他们对于丰富和发展岭南文化的精神内核，对于岭南文化的近代精神的形成，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对这一节的研究，蔡鸿生教授的《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已着先鞭，姜伯勤教授的《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作为继响，李舜臣教授则以《清初岭南诗僧群研究》做博士论文，可谓极其成，惜迄今未见出版。
由移遗之民联想到偏安的历史，也感觉深有意味。明代大儒邱濬说，广东是孤悬岭外的一个小堪舆，是真堪偏安之地。从秦末赵佗自立为王，然后有南汉小王朝，有南宋王朝的最后逃亡，有元末何真的割据，有南明政权的建立，泛一点还可以算上国民党的广东根据地，几乎代有偏安之主。这种偏安形势形成的政治博弈，对于广东文化有何影响，是尚待展开的一个新的有价值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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