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吃饭时碰到梅子，问我是不是又去参加文艺圈PARTY，我说是啊，一个PARTY。
但和我又真有什么关系？每个月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参加这样的PARTY，去看看我认识的不认识的、知道名字的记不住名字的人们。就像今晚看到一则关于《新京报》创刊时采编的人们，感叹自己当年如果也阴错阳差留在了那里，会是怎样？会和这个社会全部的丑恶和突变为敌吗？会不会进入书评周刊……来不及假设，就成了现在，甚至连那几十个晚归的日子都忘了。
所以我常说命运，这就是命运，它是许多微小的、却影响我余生的东西。我将幸运与不幸，都归结于命运。
下午的这个PARTY，打头的是上海来的读书人陈子善先生，但主编沈昌文、俞晓群、陆灏三位大名鼎鼎的文人和出版家主持的“海豚书库”中的红色系列——文艺拾遗。下楼的转角处，遇到沈公迎面慢慢走来，我冲老人家笑了笑，在心里打了个招呼，扭身便右转了。后来想起来，活脱脱的一只老鼠，就是我。
我见过沈公四次，三次在三联书店，一次是今天，在涵芬楼书店。在出版圈子边缘六七年，我也算是混了个影子，见过许多人，没见过沈公这样谦和的人。 他在书店，抑或在街上走，是一个极普通、极感亲切的老人，套用如今流行的词语，便是“邻家老人”了。
……
说起所谓PARTY，倒常常使我正视自己，绝不是写什么文章的料，一是书读的少，更没有过什么好的老师耳提面命，二来记性也几乎没有了，不博闻强记，哪里来的如今要的文章和谈资？但如何接下来的命运好一点，或许会有点小的文学上的创造，或者社会学上自己纯碎生成的东西。文学，是可以靠一点性灵，以及能写几个字，便可得来的。至于社会，无为是人的关系和特征，并不一定要多少引经据典才能探析。我认识到自己，以后最好的命运，恐怕还是做点文学。
最怕发言，却又是家里横，外头或者生人是不太行的，尤其是碰上大人物，简直就笨拙到不成样子。有时候我也羡慕那些交游好的、会说话的。比如涂涂能留下来和先生们寒暄，我却不行，我没有话和先生们说，先生们也不认得我。于是我走了，涂涂留在那里，这样周而复始，我永远没有话说，人们也永远不认得我。
读董桥先生的文章时也清楚，要写文章，除了学问，是需要家底和交游的。我两者都没有。
常常为找不到一个可以谈谈的人而悔恨。
2013.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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