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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知新

温故知新

作者: 纳兰秋池 | 来源:发表于2021-03-04 14:36 被阅读0次

亚洲金融风暴

介绍: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随后这场风暴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中国等地。泰国、印尼、韩国等国的货币大幅贬值,同时造成亚洲大部分主要股市的大幅下跌,冲击亚洲各国外贸企业,造成亚洲许多大型企业的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经济萧条,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

发生前各国经济状况

韩国:

90年代是韩经济逐步融渗透世界化入程的时期,新的国际贸易体制逐步形成,韩积极参与乌拉圭往返合谈判并于1995 年成为WTO创始国之一,1995年韩人均收入首超1万美元

韩政府要求大企业进行合并重组,结构调整主要集中在汽车、重机械制造、冶炼、造舟和海外工程建设领域这一措施促使韩产生了一批大财阀加深了这些大企业集团的市场垄断。

韩开始银行业私有化,降低民间资本进渗透金融领域的障碍,金融服务开始逐步走向多样和成熟,这一时期韩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亦有所放宽

1996年韩加入OECD,标志着韩正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同期韩还先后加入了APEC、ASEM等国际组织

80年代以来的过度经济扩张过程中,韩积累了大量外债,外债在GDP中所占比重快速增长,1994年已接近GDP的25%,其中,短期外债所占比重极高,1996年曾高达58%,而韩本身外汇储备并不充足,大企业为实现自身快速发展不惜大举借贷进行投资导致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

东南亚等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国,在九十年代初因为对外开放资本

市场而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被称为“亚洲四小虎”。

1994到1996年,泰国的出口额从451亿美元增加到557亿美元,进口额从544亿美元增加到734亿美元。进口额的增速远高于出口额。换言之,泰国对外贸易的逆差从93亿美元迅速跃升为177亿美元。1996年,泰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0.2%,远远超出了5%的国际警戒线。

东南亚等国并不是位于高端产业链的国家,其出口商品的种类基本上还是珠宝、服装、农副产品等低端产品,这些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在九十年代中期走弱,从而削弱了经济竞争力,致使贸易逆差不断增大

亚洲国家发展经济主要是依靠政府强大的行政动员力量、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与之相应的强大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这种发展路径与“自由经济”的理念其实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并且也不是一种可以永恒持续的发展模式。经济“奇迹”的背后,是劳动力比率和投资比率的大幅增长。据统计,新加坡的就业人口从六十年代末的27%增加到1990年的51%,投资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也从11%提高到40%以上。换言之,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动力在短期内的骤然增多和投资量的增大,而在其后的二三十年里,单位生产率并没有大幅的增加。

银行方面,亚洲地区的银行债务规模也是非常之高。在1996年,泰国的银行外币债务与外币资产的比例接近700%,马来西亚超过200%,其他的国家如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等都在100%以上。

中国香港:

香港的利率在1996年进入了下调期,这更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炒楼炒股的热情。1996年11月18日,恒生指数首次突破13000点,1997年上半年更是在地产业的带动之下持续上涨,到6月份时,恒生指数超过了15000点。1997年上半年房价就在半年内大幅抬升三到五成

诱发原因

1.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些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索罗斯的基金先是以美国国债作抵押,从泰国的银行借出了大量泰铢,然后将这些泰铢在外汇现货市场抛出,买入美金。与此同时,索罗斯在外汇期货市场做空泰铢,期限从6月到1年不等。他料定泰国支撑不了多久就会放弃固定汇率制,只要泰铢大幅贬值,他便能获得巨额利润。

2.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据估算,十二家大型对冲基金通过做空泰铢一共在1997年7月盈利超过60亿美元,但是这个资金量相对于泰国数百亿级的外汇储备量而言,似乎还不足以一击将泰铢击垮。如果将其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的外汇储备相加,总量超过1200亿美元。 仅仅依靠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和其他对冲基金的资金量,显然还不足以在全亚洲掀起金融风暴。

实际上,金融风暴的来临更像是一个“墙倒众人推”的故事。在亚洲市场的内部,还分布着大小不一的共同基金,这些基金和来自华尔街的对冲基金一样,对于市场的动向异常敏感。当基金的经理们看到市场上出现了做空泰铢和东南亚国家货币的迹象时,他们也会纷纷跟单,试图从这个市场趋势当中获利。如此,雪球越滚越大,对冲基金用并不大的资金量带动了市场的连锁反应,击溃了原本就金融隐患丛生的亚洲诸国。

3.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4.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

5.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6.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

7.“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受灾严重的国家和地区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

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

1997年8月,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

1997年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

1997年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

1997年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

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制定的对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1998年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1998年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中国及香港受到的影响

香港政府对于任何做空港币的投资势力,态度一直都是十分强硬的。但这并不能在实际层面阻止对冲基金的行动。10月20日,对冲基金开始沽空港币,香港市场这时感到了普遍的不安,恒生指数下跌超过630点。第二天,摩根斯坦利公开表示要减持亚洲市场的投资比重,这无异于雪上加霜。恒生指数在接下来的两天连续下跌,一共跌去超过1300点。

香港金融管理局担心大量资金会逃离香港,因此紧急大幅提高了利率。此举暂时稳定住了港币汇率,但是,利率的大幅上升让恒生指数在10月23日猛跌1211点,股市单日的资金流通量创下340亿港币的记录。这一天又被称作“黑色星期四”。

各国政策

中国及香港

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猖狂进攻,香港特区政府决定予以反击。1998年8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在股票和期货市场投入庞大资金,准备与之一决雌雄。28日是香港股市8月份恒生期货指数的结算日,特区政府与炒家爆发了大决战。特区政府顶住了国际金融炒家空前的抛售压力,毅然全数买进,独立支撑托盘,最终挽救了股市,有力地捍卫了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保障了香港经济安全与稳定。

香港金融保卫战是经济实力的较量。在保卫战爆发前夕,香港不仅自身拥有8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身后还有中央政府12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两者相加超过日本的2080亿美元,居当年世界第一位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由于中国实行比较谨慎的金融政策和前几年采取了的一系列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在危机中未受到直接冲击,金融和经济继续保持稳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框架内并通过双边渠道,向泰国等国提供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国提供了进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

在1998年12月举行的第二次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和东盟——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进一步强调东亚国家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与调整,当务之急是加强对短期流动资本的调控和监管,主张东亚国家就金融改革等宏观问题进行交流,建议开展副财长和央行副行长级对话,并根据需要适时成立专家小组,深入研究对短期流动资本进行调控的具体途径等。中方的建议得到各方积极响应。

俄罗斯中央银行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

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

重整金融业和企业,完成“自我救赎”。政府出资设立专门的部门负责接手不良贷款、出售不履约资产;其次完善与金融机构和企业破产的相关法律,如简化破产流程、设立破产法庭等,有序释放因破产而被封锁的流动性,之后政府引导对弱势银行和企业进行国有化、资本重组和合并,但在后期泰国和韩国为了引入资金和人才又推进私有化、放宽外资限制;最后,政府立法加强金融监管,包括加强外汇交易、风险资产和银行储备比例以及放贷方式的限制,以防范未来风险。金融体系政策与财政扩张协同发力,为各国经济复苏扫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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