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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夏天，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瘸腿的陈木匠在一个雨夜，醉酒失足，滑下山沟。死了。我和陈刚参加了木匠的葬礼，不同的是，他是不可逃避的主角。我看着他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在本家叔伯的操控下走完了整个流程，全程木然，如同误入的看客。只是在黄土覆棺的一瞬间，他新生出的喉结剧烈的抖动起来。新坟拱起，他从此告别了侮辱和伤痕，告别了恶和仇恨。有时候爱是动力的源泉，有时候恨是动力的源泉。黄土之下的恶意，是世界对他的损害，也是他联系世界的纽带。他未得到爱，又失去了恨，从此开始一蹶不振。

几个月后，他离开了山村。他说他要去阳泉，他听说那儿有一个流动的戏班。他告诉我他的血液和基因，他并不姓陈。

第二件事情是：村里小诊所先是摘下了红色十字旗，从此乡亲们看病只能到十几里外的邻村。一年以后，又摘下了另外一块光荣的红牌子，然后这座院子变得和它的左邻右舍一样，灰秃秃暗淡无光。

在两块明亮的红消失的间隙，这个院子里发生了极其诡异的事情。院子里的老陈头莫名其妙的一病不起，开始长期卧床，却又不肯死掉。他是一个50多岁的精悍老头，因有一个肩带杠星穿绿色衣服的大儿子而极其自负，腰杆很直，嗓门高三分。关于这次骤然倒下，实在没有什么可说。

于此同时，同样神采奕奕的陈老太太，突然不开口说话了。最初的几天，我的外婆曾经尝试过和她说几句话，老太太还能恩恩的应付几声。但后来就彻底变成了哑巴。如果说陈刚沉默的像一块石头，老太太无言的就如一截枯木。这截枯木从此栽在大院门口的磨盘上，夜以继日。前面是街道上零散的人事，冷眼以对。背后是院子里卧床的老头，决然断绝。在磨盘和院子之间，是灰色的门槛石。每次路过，我都躲避着老太太死灵附体的眼神，但却会莫名的会注意到那高高的门槛。那门槛是一种刚烈的隐喻。

一年后老太太撒手人寰，她至死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老太太去世的时候，老陈引以为傲的大儿子回来了。在此之前，他像一个传说只存在于老头的口中，却从未沉入现实。即使在陈寨还有他的妻子和女儿。他默默的送走了自己的母亲，傍晚沿着河堤徘徊了很久很久。在第二天日出前带着女儿一起悄悄消失，便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之后，村里开始浮言四起，关于老陈头、关于女医生、关于沉默到死的老太太。捕风捉影中隐藏着一丝香艳的气息，闪烁其词或绘声绘色，交织着一些从戏文里听来的诗人们的风流韵事。后来我知道，他们谈论的可能是拗相公或者苏大胡子。我不希望这些关于女医生的传闻是真的。即使犯下不可饶恕之过，她仍然是我们灰色天空下的一抹亮色。也许在潜意识里，她是属于“我们”，属于外人。

女医生五六年前，以门当户对的身份嫁过来，那时候她还很年轻。即使在山村，她在诊所里仍然坚持穿一件白色的大褂，面色白皙，轻声细语，像一朵娇艳欲滴的花。她总是用略带不同的口音，轻声说：“没事的，吃两天的药就见轻了。” 或者说“没事的，手头方便的时候把钱送来就好了”。后来“八兄弟”的老大，当时是我们的孩子王，他有时候会无聊的故意去找女医生打针，他暧昧的告诉我们，他最喜欢看女医生的打针时耳根的飞霞。

这些半大的无赖小子之所以敢去有意无意的骚扰，无非是这个院子里少了一个守护者。这个人存在于老陈头的口中，却不属于他的妻子和女儿。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只为她们留下一个背影和无尽的期待。渺茫的希望像青烟一样忧伤，一年两年，日渐稀薄，转化为无望。鲜花在无望中枯萎、凋零，作恶者轻轻一折，便碾落成泥，低到尘埃。

作恶者得一时之欢，失去了全部。我最后一次见老陈头，是在老太太入土的时候。以后的日子，他和后山的一片果林为伴。那果园属于他的小儿子。他最后死在那里，下葬时无声无息。

女医生得到一座空宅子，和母女倆的分地。她脱下白大褂，关闭了诊所，再未接待过一个病人，到田里把自己晒得黝黑。她早早的出门，上锁。中午回去，开锁，做一个人的饭。然后再出门。路上遇到不坏好意的男人骚扰，便不假辞色面无表情的走过。遇到忠厚的长辈，像往昔一样，轻声的打招呼。她不扎堆闲聊，关于那些传闻和碎语，始终没有辩解过一个字。我觉得这种平静如水的态度是一种无声的尊严:她不像莲花一样洁白，也不需要去寻求圣母般的廉价关怀。

关于女医生的前半生我知之甚少。对于这场变故和绯闻，我也未过多的揣测。谁是谁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握了评判是非的权力。其实就连是非本身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搬是弄非之间磨牙，怜悯或审判。我非常欣赏她对于这件事的态度。也许我身上遗留着流浪诗人的基因，后来又成为一个恶棍，对这些道德枷锁看的很淡吧。

每年夏天暑假的时候，女医生会锁上门，走到村口，搭上便车，进城。坐长途大巴到省城，转乘火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看她的女儿。那个地方有一条江，名字国色天香，但并不美丽。她就这样渐渐老去。年复一年。

唯一的变化是。有一年她在回来的路上，无意中听到一个流浪诗人的故事。回来后她告诉了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