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大多数状态好比在光滑如镜的冰面上滑行，足下无尘、倏忽万里。如果你对这样的似水流年有所不甘，就会试图套上钉靴或者别的什么，用力且用心地步步为营，将时间钉在脚下，就像石匠在劈山凿石，锤子落在凿子上的每一下都是那么的铿锵有力坚固结实。这样的钉靴，可以是病痛，可以是冥思，可以是爱情，可以是悠长的无以复加的思念或者感伤......总而言之,这种钉靴让你更加地贴近灵魂——至少它让你如此这般地信以为真。
在这过程中，你细细体验每一分每一秒的生活，它的每个细节和侧面，让它彻底、无保留地放大。生存的质感如此紧密，以至于你以为是在用一刻去体认一生，用刹那来代替永恒。于是你坚信这就是生活的应然状态，这就是逃避空虚、绝望、死亡这些人生大敌的最佳途径。你对此深信不疑。
有这么一种偏见来自生活
然而， 沉溺于一刻，这一刻就能让我们逃离生活狂流的席卷而去，命运不公的永劫轮回吗？
但真正的生活该是——重见天日的生活。艺术或者文学不仅指导生活、拯救生活，甚至创造生活，它使人们不再沉溺于日常琐屑的无意义状态，从精神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和世界。普鲁斯特确信自己的小说能让读者能够阅读自己。
文学或艺术让我们抛弃偏见。一切伟大的作品都自然有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生命力。文学的发展首先是立足于本民族、本地域的文化传统，这是民族文学之美的根源。离开这一点，就很难确立民族文学的价值。然而，本民族、本地域的文学，又存在与他民族、他地域的文学的交叉关系，它是与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的文学交流汇合而创造出来的，自然拥有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生命。可见，文学世界能让我们探索超越时间的意义。
按照古希腊人的说法，所谓粗鄙就是形容缺乏对美好事物的经历。这种经历要求人们学会倾听安静和细微的声音。一般来说，人在年少时，更容易以为“我的“就是“好的”，不是我的也因此就是坏的东西。个体如此、民族同样如此。古希腊人曾将周围的民族不加区分全部称为“野蛮人”。唯我论者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够跳出来看自己。如果希腊人意识到自己的发音在那些“野蛮人”耳朵里也是“巴拉巴拉”一样的声音，兴许不会这么地自信满满。
中国人也许会以为磕头是一种卑微或者奴性的行为，而在其他民族看来，这只是凝结情感的一种方式。人们的固化的逆向逻辑——磕头只能凝结一类情感，卑微和奴性。我们需要明白，无论卑微或者虔敬，恐惧还是愤怒，都是人类的天然情感，情感的表达往往需要一些外在的形式予以教化和定型。可见，存在的质感并不取决于事件的堆积，生命的丰盈其实更是在于内在化的体认与理解。所以唯有精神才是构成意义和理解意义的东西，而客体自身并不产生意义。上升到民族的角度，这便是哲学、艺术、文学、经济、风俗不同的原因。
无疑，和一种文化、一种习俗，一种信念，一座城，一个人，一本书，一首曲子......建立起关系，需要独特的现实感知力和历史因缘性。正是这种无法被量化和还原的特殊记忆让我们成为我们，让我们了解那种只有我们才了解的好。这或许也正是偏见和不理解、不尊重的缘由。
生活中，总有一些偏见不公平和不正义，让你觉得不那么好。它们无法像割除扁桃体那样，轻轻松松除去。这副良药便是不抱怨，不偏见，去理解不同，去相信——“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只有这样，生活才能重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绝不虚无和飘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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