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之第（一）节，对于问题的初步探讨
第三部分，现代认知论、心理学、社会学观点的起源
所有认知论的推测，皆源于主体与客体之两端。或源自世界之客体，并以此为基础，依靠客体之认知力，解释在此世界秩序中主体之位置。或源自以直接且不容质疑为前提的主体，以此推导绝对真理知识的可能性。
一度，源于客体的世界观十分稳固，其趋势为基于世界客体来了解人类自身及其智力的存在。至中世纪，已不仅是相信一明确之世界秩序，而是认为其了解在事物层级中的每个客体都被赋予了的存在价值。然后，在前述教会的思想统治坍塌之后，其曾经的客体观便问题重重了，因而，人们只能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即选择主体作为出发点，来决定人类认知力之属性及价值。
尽管此种趋势已见于中世纪的思想，其首次全面兴起于法国德国理性主义哲学的浪潮，自迪卡尔、至莱布尼茨，至康德；同时也兴起于心理学认知论的霍布斯、休谟等。首当其冲的，是笛卡尔通过思想实验及努力得出的意义，用来试图质疑所有传统理论来证明我思故我在的理论。这，是他唯一可以重新开始确定其世界观基础之基点。
所有这些尝试，多少都假定了主体，相对于已经因为诸多诠释而变得含糊的客体而言，更容易为我们所接近。因此我们必须从经验主义的角度上，重新构建对更易于被我们控制的主体进行思考的起始点。唯有在我自身感知之下才能为我控制，唯有在我经验活动中得以证实，唯有我自身能够生产或至少观念上可以生产，这些才视为有效。
结果，代替于传统教会的创世故事，诞生了一种世界如何形成的观点，其诸多内容均受思想的控制。其寄希望于当内审认识表象论之起源时，能发现些许主体进行认知活动的作用及意义，以及人类知识的真正价值。
自然，这种从主体出发的方式，在其他并无更好方法时，受到欢迎。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是有一个超人及永不犯错的思想，来直接对我们的思维进行评判。但其实这种办法已失效，因为当个体对早期理论进行批判的越多，但越能发现这些越是自称绝对的哲学越容易被发现是自欺欺人。因此，所谓的经验法就被接受了。
在发展过程中，对思维进行分析的可能性，同样利用了历史上不断演变的世界观，及根据遗传过程来理解哲学及宗教世界观。当个体运用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语言心理学，原始心理学，及智力历史心理学，而非单纯推测分析一个卓越主体的成就时，可以知道更多主体结构影响其世界观方式的看法。
依赖于主体的认知论使得心理学的诞生成为可能，在更加精准的心理学上，思维被拆分成了诸多细分领域。但是，实证心理学越是精确，经验观测范围就越受到喜爱，主体，决非如以往假定，是为获得对世界全新认知的出发点这一事实便越发明晰。内在经验比外在经验更容易体会，经验的内在联系更易于理解，但是很明显，个体无法完全避免陷入本体论的风险。灵魂，及其内在迅速感知的经验，同样也是现实的一部分。而该经验知识需要假定一种现实的理论——本体论。然而，正是这样的本体论，在涉及外部世界时更为模糊不清，在涉及精神现实时也没好到哪里去。
我们认为心理学原本于善恶选择之内心而发展出来，某些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定向概念，都是从经验中获得某种丰富的内容，从一开始就指向一个宗教目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经验也变得越来越缺乏内容，因为在外部世界里，它们最初的参照框架，它们的宗教本体论业已衰弱。只有以一种不破坏个人意义和价值的所有要素的方式把自己沉浸在自己之中的人，才能够找到有关意义的问题的答案。这里的目的并不是尽可能精确地理解内在丰富的经验，因为它们共存于个体中，共同为实现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而运作. 相反，他的企图是把经验中所有不同的因素从内容中排除出去，以便尽可能使精神事件的概念接近于力学的简单规定, 问题不在于一个人如何从他自己的理想和规范的角度来理解他自己，以及在这些规范的背景下，他的行为和放弃如何被赋予其意义，而在于一种外部情况如何能够在可确定的概率程度上机械地唤起内心的反应，在图式中，人们故意忽略了每一种类型的恐惧会随着其内容的变化而完全变化。人们所追求的，恰恰是对这些在质量上有区别的现象的共同特征的形式抽象。
或者功能的范畴也被运用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即单个现象被解释为它们在整个精神机制的正式功能中所起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科学上的简化，为了得到形式的和易于定义的实体，排除了意义的相互联系，而该种相互联系并不能仅仅通过发现相互关系和功能来进一步完善形式化来重新获得。为了经验序列的精确可观察性，也许确实有必要抛弃经验和价值的具体内容。然而，如果相信这种有条理的净化实际上取代了原始丰富的经验，那就构成了一种科学拜物教。更错误的是，认为对一个现象的某一方面进行科学的外推和抽象的强调，仅仅因为它已经被以这种形式思考过，就能丰富原来的生活经验。
虽然我们可能对冲突产生的条件有很多了解，但我们可能仍然不知道活着的人的内心状况，也不知道当他们的价值被粉碎时，他们是如何失去方向，重新努力寻找自我的。就像最精确的因果关系理论不能回答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什么，或者作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问题，也永远不能从这个理论中产生对自我和世界的解释。
机械主义和功能主义理论是当前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然而，当它被置于生活经验的全部背景中时，它就失败了，因为它未对行为目的之意义进行任何说明，因此也就无法解释与之相关的行为要素。机械主义的思维模式只有在目标或价值有其他来源时才会有帮助，其自身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已。然而，思想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作用是在必须作出决定时为行为提供指导。每一个真正的决定都意味着对善与恶的判断，以及对生命和心灵的意义的判断。
现在的悖论是：刚刚开始分析时，其终点及其目标都是明确的。但接着继续分析下去的话，分析的目的却越来越远离视野。如果今天有人问精神分析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就不能用自然、灵魂或社会来回答，要不然我们就理论上假定一个纯粹技术的、精神的或社会的最佳条件。
因此，又一个问题显现出来。没有可以评估的概念，没有一个有意义的目标，我们不管在社会层面或是精神层面都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意思是说，即使一个人从纯粹的因果和功能的观点出发，他也只能在后来才发现原来隐藏在他所研究的本体论中的意义。它防止经验原子化为孤立的观察。用现代格式塔理论来说，本体论赋予我们的意义是用来整合行动，以及使我们看到在一个结构型的环境中，个体极不易察觉的观察元素。
即便由宗教传达的世界观是错误的，它还是将内视现实之碎片与客观外部经验联系在一起，同时将他们关联上了行动的复杂性。现在我们明白了，不管是从什么渠道，是对是错，来寻找我们的意义，他们都有一定的心理社会学的功能，即把那些希望一起从事某项活动的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某种情境下。当一个集体叫另外一个为异教，或者反之而行时，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但唯有通过异教这个定义，这种冲突才是为社会情境。一个集体可能仅想通过斗争来实现一个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社会，但它只能依靠这些赋予意义及价值的定义制造一个可以区分行动与反行动的情境来实现。把无意义的因素事后排列在一起，并不能清楚说明行动的一致性。在心理学理论中，由于将诸多有意义元素排除在外，因此越发明晰，在心理学中，心理状况，遑论内心生活之历史，无法在无意义背景下被感知。
此外，从纯粹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追问的意义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即它为一个群体将事件社会化。我们属于一个集体，是由于以其自身来看待世界和世界上的某些事物。每个概念，每个具体的意义，都是某集体经验的具象化。但是，在每个概念中，不仅固定着关于某类集体及其行为相关的个体，而且我们从中获得意义和解释的每一个来源，也是一种稳定因素，使我们体验和认识对象成为可能。
我们给不断变化的事物起名字，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这是一定程序上的集体行为稳定化。我们对于意义的推导强调并维持了与活动相关的事物，为了符合集体行动，而掩盖了一切事物背后永恒的流动过程。它将数据中其他有不同倾向的外部组织排除在外。每个概念对其他意义来源而言表现为一种禁忌，因为行动之便而简化并统一了生活的多样性。
把事物程式化及函数化，在我们这个时代并非不可能，因以前的禁忌于教会对思想的独裁统治结束时而崩坏。每个集体都可以公开展现以他们独特世界观相符的各自冲突的意义。然而，已经有人指出，在同一个社会中，关于一个特定对象意义，其相互矛盾来源太多，将最终导致其意义体系的瓦解。在该社会中，唯有对客体的程式化原理才可达成共识。而所有重要之物，有价值之物不再存在共识时，其将被定义为函数化。
回到现代心理学把主体作为出发点的讨论，如今我们清楚，本欲通过利用及专注于主体来解决的原始困难并没有消除。有很多新事物是通过新的经验主义方法发现的，它使得我们可以了解很多文化现象的心理起源，但现时使我们的注意力偏离了关于思维在现实秩序中的存在性这一基本问题。特别是个体及思维的统一性是否因心理现象的程式化及机械化而丢失。一个没有灵魂的心理学是不可能取代本体论的。此类心理学仅为人类欲在否认一切情境、否认一切共同意义、全部结构的范畴框架内思考的结果。一个研究前提对于专业学科而言可能极有价值，但同时对于指导人类行为则可能相当致命。于现实生活中过度依赖科学心理学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每当政治领袖以心理学作为指导思想时就会反复出现。他甚至会出现一种印象，即心理学只存在于另一世界，且只将生活在另一社会之市民进行记录并观察。此类现代人之经历，因高度劳动分工而无方向无头绪，与之相对应的是一种心理的无根性，这种心理的范畴甚至连最简单的生活过程都无法理解。这种心理学实际无法应对思维的问题，导致在日常生活中无法给人类提供立足或依据。
现代心理学有两种不同的趋势。其一，回顾所有的意义，并根据其在主体中的起源(遗传观点)来理解它。其二，倾向在于试图于精神经验的要素上建立一种机械科学，将经验程式化及初始化（心理机械）。由此可见，机械的思维模式并不象最初设想的那样，局限于机械对象之世界。其目的并非完全理解众独特之物，而是于程式化简单化的元素中，确定最明显的规律及原则。但在某种程度上，机械心理学及其全面机械化的社会冲动，否定了这些本体论的价值，它们破坏了人类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定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来看看遗传观点，首先遗传观点与心理学方法相关联，更深入地理解生命。经典哲学及逻辑学的教条倡导者，都习惯于认为一个观念的起源与它的有效性或意义无关。我并不认为这观点适用于所有智力上的成就。我相信，若我们去理解受迫阶级的反抗，我们便豁然开朗。我相信，在考虑并意识到憎恨在道德判断形成中的重要性后，我们就会有更好地理解。低级阶级出于憎恨而欲从一不公正的价值体系之统治中解放自身，且自身设立与其对立之体系。要知道这句话不是由一般人说的，也不是对一般人说的，而是只有对那些像基督徒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压迫，同时又在憎恨的冲动下希望摆脱普遍的不公正的人，这句话才具有真正的吸引力。精神起源，产生意义的动机，以及意义本身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勾股定理完全不同。逻辑学家的例子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使人无法接受各种意义之间最深层的差异，并可能混淆相关关系。
心理遗传学方法可能在很多情况下有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意义，在此，我们关注的不是最抽象和最程式的相互关系，而是，其动机可被体验的意义，或一个可以根据动机取向和经验背景来解释的复杂意义的行为。心理遗传学的伟大之处，即在于它摧毁了早期把规范和文化价值视为物质机械概念。在面对神圣文本时，心理遗传学用生动有趣的过程——规则和文件价值的产生过程，以及需要不断接触以掌握和阐述含义的过程，替代了之前人们对规则的无条件服从。它表明了历史与生命的意义在于其形成及其变动之中。它最初由浪漫主义及黑格尔发现，并在之后陆续被挖掘。
然而，这种精神起源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有双重的限制，因为它逐渐发展并渗透到文化科学中(如宗教史、文学史、艺术史等)，并很快就成为了此方法价值的桎梏。
最为重要的限制，即该方法之观察过程，要求每个意义必须按照其起源及作为背景的生活经验之原始情境来进行理解。但该种观察包含了限制条件，即仅适用于个体。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即对于较特别的个体行为模式，通过早至个体早期历史，进行起源式的解释是足够的（例如，通过精神分析儿童期经历来解释后来形成的人格），而对于社会意义上的行为模式而言，专注于个体的生命故事及其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例如价值重估。所述价值重估是一个集体情境，涉及千万人参与的现有社会体系的推翻过程。每个人准备并进行着价值重估，因为其个体整个复杂的生活环境的冲击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行动。基因学的解释方法，如果它足够深入的话，最终不能局限于个体的生活史，而必须把许多东西拼凑起来，最终触及到个体生活史和更广泛的群体状况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单个个体的动机是许多人以不同方式参与的复杂动机的一部分。这是社会学观点的优点，它同时兼顾了意义的个体起源与群体生活背景下的起源。
本体论及心理学方法，在文化现象时有个共性，即尝试从主体意义之起源进行解释。其重点在于对于个体思维的认知，系与集体思维分离的。所以在不经意间，他们在本体论和心理学的基本问题上做了错误的假设，最后要依靠社会学方法来纠正。更重要的是，社会学方法终结了个人与集体相分离之说，而将个体的思考及经验置身于集体的框架之中。
个体认知论假定了一个孤独自足的个体，似乎从一开始就掌握了所有人类能力，如纯粹知识，而且似乎其可以仅需与外部世界并存便可从自身获得这个世界的知识。类似地，在个体发展心理学中，个体经历不同阶段发展过程中，外部物理和社会环境只不过有释放个体能力的功能。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观察者往往忽略了社会在塑造个人方面的作用，以至于个体获得了大多数特征，本来显然只能作为共同生活和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现在却认为是从个人的原始本性或从胚胎中而来。
事实是，假定个体多少是在与世界对抗或寻找真理时，从自身经验总结出了一种世界观，是完全不对的。我们也没办法相信该个体在同其他个体对比世界观时，一种真正的世界观突然出现而且被其他人接受这种事情。相较之下，更准确的说法是，知识是从集体生活的协同合作开始，合作中每个人都为共同目标、共同行为、克服共同的困难而使用各自的知识。由于世界任一方面，仅与集体中存在困难及疑问者而非集体所有人相关，因此知识这一认知产物已经开始差异化。同样世界在子集体眼中与母集体所观也不尽相同，因为子集体及阶级在一功能分化之社会中，面对普通客体内容也拥有完全不同的体验法。在用智慧解决生命之困难之道，众人依据其各终身利益的选择各不相同。个体关于知识问题之概念，给集体认知造成一种假象，相当于一内部高度分工的2000人工厂，工作模式及生产力想像成2000人各自于小隔间工作，各自同时做自己的工作，各自从头到尾生产各自的产品。
让我们问一下自己，在对集体工作和成就过程的这种个人主义的重新解释方面，旧的理论缺少什么。第一，在真正劳动分工下，自董事会主席至各学徒均被决定各人工作特性的框架，以及将各自生产出半产品属性结合的规则，被简单的忽视了。对于社会特点进行学习和经历的观察之失败，并非主要源于对于大众角色的忽视及个别伟人的过分强调。其原因更像是，原先集体中众人经历及感知的社会纽带正在不断在成长及发展，而这一事实未被分析。这种原先生命进程中元素之相互依赖，与劳动的分工近似，在农业社会与城市社会不尽相同。第二、城市社会中，各集体存在不同认知问题，及通过不同道路获得各自经历。唯有当自始使用遗传学方法（2000工人不可能对同一东西感知2000次），与集体生活内在勾稽相符，与诸多功能及利润相符，子集体起起伏伏，唯有从此视角出发，我们才能知道，在同一包容社会中，可由整社会之不同成员之起源而产生不同之意义。
而另一对传统认知论中，认知过程起源之特性的无意识之曲解，在于认为知识来自于纯粹的理论思考。人类之思维并非由沉思之冲动作为动机，因其需要意志及情感无意识的暗流，来不断保证集体生活中的知识取向。正因为认知=集体认知，它假定了一个来自于为潜意识准备的经验社团之认知社团。但是，一旦了解到思维绝大多数时候源自于集体行为时，个体会被驱使来感觉集体无意识之力量。社会学知识观的全面出现，必然伴随着理性知识的非理性基础的逐步揭示。
认知论及心理学对于思维起源的分析后来于知识的社会因素，是因为这两种方法兴趣于个人主义社会。其取得了问题解决框架，于个人主义及主观主义极为激进之时，于中世纪社会秩序瓦解之时，及于中产阶级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在这些年代，中产社会中思考这些问题的人，知识分子及良好教育者，发现他们陷入一个境地，即社会秩序的原始互联性于他们而言完全不可见。他们因此出于好心，作为典型的个体现象，将知识和经验展现出来。尤其是当他们考虑到唯有占多数的少数群体及以个人竞争为特点之部分现实，社会事件看起来就像个体从自身内部提供了行动和认知的主动性。这种极端个性甚至不适用于所谓的自由社会结构，因在这里，相对自由的个人领袖在感知与行动方面的主动性是由社会生命环境所引导的。另一方面来说，在某些社会结构下，存在让部分阶级在其思维及行动方面拥有更大自由度，这是事实。但是，通常来说，在特定条件下，较为个性的思维方式物以发展，若以此为基础，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来定义的思维的属性是不对的。如果把这种特殊情况看作是思维心理学和认识论的公理规定，那就违背了历史事实。如果我们的认识论从一开始就没有认识到知识的社会性，没有把个体化的思维仅仅当作一个特例，那么我们就不能成功地获得一个完整的心理学和知识理论。
在此情况下，社会学观点的加入时间较晚也不是偶然的。而社会与认知的结合出现在这个时代也不是偶然的。在此年代，人类最大的努力再次变为利用更为整体的社会秩序来对抗无政府状态倾向的个人无向社会。在此情境下必然出现相互依赖的通感，该相互依赖将单独经验与个体经验流相联系，之后变为更大的经验及行动社团。因此，新生的知识理论也是尝试考虑在社会结构中知识的牢固程度。一种新的生活取向正在起作用，它试图消除因夸大个人主义和机械主义态度而产生的异化和混乱。认识论、心理学和社会学是提出问题和研究认知过程本质的三种最重要的形式。我们力求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情况的组成部分来呈现，以必要的顺序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并相互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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