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最近满脑子都是找个对象赶紧结婚，因为据说村里已经放出话来，这次只有已婚男丁有资格参与分地。
他在深圳的IT圈混得还算不错，回老家种地是不可能的，但他骨子里仍保留着中国人的本能——
害怕失去土地。 这让我想起了我爸常说的一句话：“怕什么，大不了回老家种地！” 我爸是80年代进城的农民，一辈子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的账面上只剩下一万块钱，他竟敢揽下一栋七层的商品房。我妈常常一脸忧惧，我爸便安慰她：“你放心，赢了，我们逆风翻盘。输了也不怕，老家还有地，还有房，天大地大，总不会容不下我们。” 说这话的时候，我爸异常笃定。在他看来，有地，就有退路，天塌下来，他也能靠着一亩三分地养活家人，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敢闯敢干的底气。
比起父辈，我们这一代要谨慎得多。
我北京有一同学，名校研究生毕业，一直在传统出版行业埋头苦干，年前我约他在已经略显冷清的后海撸串，我们听着民谣，像年少时一样吹着牛逼，但聊着聊着，画风就变了，因为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之前不是说出版行业不景气，想出来自己搞点事情吗？” 他脸色一沉：“你知道吗？去年买房之前，我天天都在想着辞职。买房之后，我天天都在想，现在出版行业这么不景气，我不会被辞退吧？” 北京三环外一套房的房贷，就把他摁在地上不敢蹦跶，只能时不时地和我抱怨：“还不如回家种地……” “回家种地”之所以经常挂在我们嘴边，从根源上说，是因为土改后的中国农村仍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刚进行了70年的工业化和40年的城市化，还没有彻底割断我们和土地的联系。
以前很多人看不上“小农经济”，但去印度、巴西，甚至是美国的贫民窟瞧一眼，就会发现，小农经济恰恰是我们的优势。因为一旦失去土地，很多低收入者只能挤在城市的贫民窟，日子过得还不如农民。 这样的“城市化”，不过是把贫困人口从农村赶到了城市。就像在反映美国大萧条的《愤怒的葡萄》中，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活下去，全家人开着一辆破卡车，灰头土脸地离开已经不属于他们的故乡。
《愤怒的葡萄》剧照 但中国不一样，因为很多人虽然外出打工，但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们还能跑回老家种地，而不像美国的贫民一样，只能摆烂，等着政府发救济金，或者像印度、巴西贫民窟里的贫民，只能等死，或铤而走险。
实际上，农村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缓冲地带和劳动力蓄水池。 比如，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东南沿海的很多企业倒闭，导致2500万农民工失业。当时我们是怎么应对的呢？政府通过大幅投资农村，很快就解决了2100万农民工的失业问题。 这么多年来，农村之所以能成为经济危机的缓冲带，是因为中国的5亿农民大多还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城里熬不下去了，他们还能回村里，不像印度、巴西贫民窟里的贫民一样，毫无退路。
但农村的这种调节功能正在被弱化，而这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 比如，因为城市扩建、工业区的开发，有些农民的土地被征收了。 当然，失去土地的只是一小撮农民，很多农民虽然手里还有地，但他们也宁愿进城打工。而对于所谓的“城市中产”来说，不管老家还有没有地，故乡都成了回不去的地方。 所以，“农村回不去了”显然还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而这，得从我们的两次“农业现代化”说起。
中国的第一次“农业现代化”，发生在1956年。 当时我们开始把拖拉机大规模地应用于农业，并通过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简单说，就是城里人以低于农产品价值的价格购买农产品，而农民却以高于工业品价值的价格购买工业品），用剪刀差为城市输送资本。 当时我们这么做，也是不得已。因为我们不能像某些西方国家一样，通过对外掠夺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我们只能走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之路来完成工业化。
中国的第二次“农业现代化”，开始于1998年。 这次的“现代化”是通过城市资本下乡的方式对农业做产业化、车间化的改造，于是中国开始出现大量的大棚蔬菜。此后，中国的农产品产量开始飙升，并出现了农业过剩的现象。 现在，全球67%的蔬菜、50%以上的生猪、50%的苹果、40%的柑橘，都是中国生产的，而中国的人口，还不到全球的20%。 原本我们可以通过出口转移我们过剩的农业产品，但因为成本过高（土地、人力、生产资料等成本的叠加），我们的大宗农产品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只能被浪费掉，最终导致“菜贱伤农”。之前我去一个脐橙之乡调研，看到家家户户在仓库里堆满了滞销的脐橙，就知道农民卷得不行。 但我们搞农业的现代化有错吗？ 当然也没错。因为我们要保证粮食安全，我们不能在粮食上被人卡脖子啊。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再次被误伤了。
这是我们的不得已。 正因为如此，农民宁愿进城做苦力，送外卖，在流水线上充当机械臂，也不愿回去种地。 连农民都不想回农村了，对于“城市中产”来说，农村当然也不再是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牧歌。我们都被卷入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 现在很多人虽然喊着要回农村，但心里很清楚，我们回不去。 别说是农村，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三四线小城，可能都回不去，毕竟除了进体制，什么公司要得起这些人？所以，现在不仅是农民被外部市场定价了，连写字楼里的打工人也被“外部市场”定价了。 很多人在北上广深混迹了几年，以为可以回小城实现降维打击，结果回去后往往连战场都找不到，就像农民工在流水线上掌握的那点拧螺丝钉的“绝活儿”，回村里发现根本派不上用场。
没有退路，不敢折腾，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真实写照。 我们再也不能像我父亲一样，可以折腾一辈子，而每次孤注一掷，都能底气杠杠，因为故乡给了他足够的安全感，所以他能几经起落，依然面不改色，不像我们这一代，为了维持“中产”的体面，不敢辞职，不敢创业，不敢生病，甚至不敢拒绝996和007。 我朋友，一位新材料行业的创业者，从辞职创业到公司走上正轨，花了近三年时间，中间经历了投资人撤资、技术合伙人临阵退缩、疫情等各种波折，我问他是什么在支撑着他？ 你以为他会开始煽情？ 才不是。 他当时猛吸了一口烟：“因为我有两套房，而且我父母身体健康，自己也有钱养老。” 在创业之前，他在南昌最好的地段有一套全款房，在深圳有一套按揭房。他当时想的是，假如创业遇到困难，他可以弃卒保车，卖了南昌的房度过危机。 结果在创业的第二年，他果然卖掉了南昌的房子。 他反问了我一句：“如果不是有两套房，不仅公司保不住，深圳的房子可能也保不住，你觉得我能靠意念挺过来？” 很多人觉得，在大城市结了婚，买了房就有了安全感，其实一遇到什么风吹草动，往往慌得一批，就像我北京的那个朋友，自从在北京供起了房贷，天天怕被裁员。 这一波互联网裁员，很多码农也愁眉苦脸，唯恐被公司优化，毕竟每个月的高额房贷不是跑滴滴送外卖能还得上的，何况，很多人还上有老下有小，全家的幸福全靠他。 今年2月，有一则让人泪目的新闻。 某互联网大厂的一名工程师猝死，留下怀孕的妻子和一套每月需还21000元贷款的房子。这位妻子因为有孕在身，没有工作，根本没有能力偿还房贷，只能在业主群里求助，问能不能退房退款，她打算离开北京回小县城继续生活，并尽可能地为孩子存些钱。
类似这样的家庭，看似光鲜，实则脆弱不堪。房贷、车贷、孩子的教育、父母的养老、家庭的日常开销，全靠家庭主力，抗风险能力极差，一个不小心就一夜返贫。
我们对土地，对房子，对编制的执念，归根结底，是为了寻求人生的确定性，寻求能为我们兜底的保障。
但很可惜，在“黑天鹅”和“灰犀牛”的叠加影响下，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俄乌打仗了，股市跌妈不认，基金疯狂回撤，疫情让城市按下暂停键，连号称是“抗跌王者”的房子好像也不抗跌了……
我们也越来越找不到能为我们兜底的保障，土地不能，房子不能，连安身立命的技能，也可能因为行业被整顿而失去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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