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啥大了都值钱，就人大了不值钱。

镇三中是父亲在城关镇政府的委派下、县教育局的指导下带领几个在教育行当里共事多年的老同学老同事一手建起来的，那是1984年。学校最初的位置就在现在县城正东面的石化小区北门那块儿地上，当时是城关镇的老林场，多年的果树疏于管理，撂了荒，东西狭长的地块上没有几棵能够年年挂果的、肯干活儿的树。学校的大门朝北，临着一条由县城通向武胜桥的东西公路，紧挨大门的东侧是一排伙房，西侧是一排单身老师的宿舍，中间一排，东面是老师们的办公室，西面是初二年级的两个教室，最南面一排，东西分别是初一年级和初三年级的两个教室，中间靠墙修了一个半圆的的花畦，几株花朵绽放的月季花之中立着一个旗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正对大门的南墙上有一个简单的方形装饰，方框内白底红字写着一行大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下面的落款是“邓小平”三个模仿的草字。对着伙房和老师办公室往东，是两排老师们的家属院，最东头是一块儿面积不大的操场。教室的房前屋后栽上了法桐树，一到夏天，枝叶繁茂，学生们在树下嬉戏。这个学校靠县城较近，是为了城外几个属于城关镇的村庄里的孩子上学方便而建的，在这里上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农村。

我家就在前排家属院最西户的那个三间房宽的院子，前几年在院子的西北角开北门，到伙房旁边的水房打水非常方便。后来，院子里打了压水井，把这个大门堵上了，开始走开在西南角的南门。三间尖顶房的堂屋，最东边一间是单独一间，后来我们弟兄三个结婚，都是用这间屋当的新房，西边两间是一明三暗的布局，客厅加上父母、妹妹住的卧室。院子的西边是两间间道很浅的平顶房，这两间西屋是一间来客住，一间作厨房。

一家人住在了镇三中，到双井老家的次数就少了，可和老家街坊邻居的关系一直都保持着。街里谁家有什么喜忧大典的事，父母知道后，就会赶过去，像平常一样参与其中。邻居们有谁进城时拐弯到学校看看我们的，父母都高兴地接待。有邻居把自家地里产的红薯、花生、枣什么的送来一袋子，父母更是感谢他们，从来没有让他们空着兜回去。也有邻居是想托父亲帮着办理有关孩子上学的事，父亲从不推三推四，总是跑前忙后，或自己亲自办，或托人找人办，总是当成自家的事积极去办。母亲经常提醒着父亲：啥大了都值钱，就人大了不值钱，咱可不能当上了学校校长，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不知道刘二姐贵姓了。母亲的苦口婆心加良苦用心，不仅是当校长的父亲一直保持着和气待人、热情好客的好习惯好作风，一家人一如既往，在街坊邻居、同学同事、亲戚朋友那里落下的印象都是待人亲、不大样儿。

1962年7月，父亲在开封师范毕业后，曾在家务农一年。1963年9月到1968年底，父亲曾在马头完小任教几年，在那里结识了牛八屯的聚群叔、海明叔等人，他们是父亲早年教过的比父亲少不了几岁的学生，他们对父亲一直很尊重，每次见面时，不叫“张老师”不说话。后来，他们几个年年都来梁街看望父亲，以至于和梁街老家的几个年龄大小差不多的邻居都很熟悉了。父亲也年年去马头看他们，一来二往，像走亲戚似的。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父亲骑车带着我去马头看望他们，在我的印象里，马头那时的沙土岗子比较多，在去牛八屯的路上，沿途需要经过几个不大的沙丘，自行车根本就没法骑，父亲只好吃力地推着走，我坐在自行车前梁上，看见前车轮都被松软的干沙土埋住了，车轮转动，带起来的细细沙土随风飞扬。先到聚群叔家，一家人见到我们都很高兴，大人们说话聊天，我在一边玩儿。天黑时住在距离不远的海明叔家，父亲和他们说话说的很晚，我熬不住，睡了。第二天一早，海明叔就用长长的杆子在院子里拡枣，很快，宽敞干净的地面上，全红、半红的圆枣落了一地，有的两个紧紧连着，有的还带着绿色的枣叶，弯腰拾枣的感觉就是喜人，满满两大兜子。回来的路上，我不时地瞅着满满的枣兜，生怕车子在孬路上一蹲达，掉出来几个。母亲见我这次回来特别兴奋，对我说，你爸和他们几个的交情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觉得你爸这个人老实实在没架子，多少年了你爸从来都是把他们几个当成自己的兄弟待，能不长远吗？你海明叔就知道你最好吃枣了，听说早就准备好了。仔细听着母亲的话，我不住地点头。后来，聚群叔把他的大儿子送到父亲管理的这个学校上了一段学，这样，两家人来往的次数更多了。

上高中时，我经常领着关系要好的几个同学到家里，一块儿学习干活，一起吃饭。次数多了，相处久了，他们对母亲的和蔼可亲总是啧啧赞叹。记得有一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我约上几个星期天不用回家带粮食换饭票的好同学，下午放学后回双井老家，大家骑着自行车有说有笑，或谈古论今，或指点江山，或多愁善感，或吟诗弄句，一路惬意。一进家门，母亲见我和几个同学来了，忙和熟悉的、能叫上名字的同学打招呼，一边问长问短，一边准备着烧锅做饭。母亲说，你们今天来了，咱们改善生活，包包子吃。几个同学也不闲着，有的帮母亲洗菜择菜，有的帮着烧锅，有的帮着打别的下手，找不到活儿干的也闲不住，干脆搬个小板凳，坐下来掰晒在院子里那堆没有开花的棉花桃子。很快，圆鼓鼓的包子，码在了大铁锅的上下两层篦子上。傍晚时，第一锅包子出锅了，满院飘香，端出厨屋的一馍筐子包子，很快溜进了几个人的肚子里。第二筐包子掀出锅时，大家肚子里的馋虫才稍微迟钝了些。真好吃，有的一口气吃了三四个，还觉得到心不到口的。母亲说，大家别急，咱今天和了一大盆馅儿呢，管你们吃个够！那天的包子特别好吃，我已经记不得是什么菜做的馅了，也记不清母亲那天到底是蒸了三锅还是四锅，只知道那天母亲把油罐子里攒了半年的猪肉滋油渣都用上了，只知道他们几个那晚头顶月光捎着包子返校时一个比一个高兴！

高亮姓张，和我同姓，家住县南三十里外的紫荆村。高一时开始同学，当时，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教化学课的李老师，李老师是学校的青年骨干教师，精力旺盛，锐意改革，不断提出教学新理念，推出教学新方法，他执教的三个班的化学成绩彰显优异。一日，他在班上说，他当班主任的这个班，在高二分科时，大家最好都学理科，这样，他可以继续为大家的高考添油加力！同学们一片哑然。我首先站起来，说我要学习文科，理由很简单，数理化不是我的强项。面对我的直言不讳，李老师不但不生气，倒是很欣赏，几天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家里，送了我几本文科类的课外书，至今，那本黄色封面的有他签名的《自然辩证法》一书还保存在我的书橱里。当天晚自习后，高亮单独约上我在学校伙房西南角的一个僻静之处说话，他告诉我，他也想学文科，就是不敢当场说出来，他很佩服我的勇气，接着他谈起他对文科的认识，我感到他的很多想法和我很相似，我们俩又一同憧憬了美好的未来，话一说开，刹不住车了，半夜了，两人才意犹未尽地散去。从此，我们两个成了有共同语言的好朋友。随着高亮这个名字在我和家人说话时高频率的出现，一旦真人出现在我家人面前时，都没觉得有什么陌生之处了，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高亮很快成为家人们熟悉的一员。高一那年，高亮的母亲得了急性阑尾炎，在县医院动的手术，母亲听说后，劝高亮别让他妈急着回家，就住在我们镇三中的家养养，母亲悉心照顾着这个原本并不认识的病号。娘见娘，话头长。两人很快熟悉了，她们姐妹俩儿有不少同样关心的话题，聊得很投机。她对我母亲的为人处事十分的佩服，高亮的母亲直到伤口拆了线、完全好了才回家。高亮可能因为此事对母亲心存感激，无以报答，一日在我家里，他突然跪在地上，一声不吭对着母亲磕了两个头。高亮这一突然冒出的举动，弄得在场的人都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母亲更是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母亲去世前不久，她还向我问起了这件事，到底是为什么。我如实相告，我也不知道真正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