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路过俱乐部,看见一则电影预告。工厂决定在酷暑的七月天举办一次露天电影周。久违的露天电影,勾起了我儿时回忆。在满天星斗之下,与家人朋友相约看露天电影情景,让我沉浸每一个黑白光影之下的故事中。
那是在五十多年前,我还是个两三岁的孩子。那时我们工厂处于建厂创业初期,文化中心乐园设在一个山坡上。在那里看的人生中第一场露天电影,懵懂的我对故事情节一概不知。依稀记得两人追着一只老鼠打,打老鼠四处逃窜。那种兴奋那种高兴,以至于现在回忆依旧那么美好。我经常想,如果知道那部电影的片名该多好。我一定要重新看看那部电影。完成我弄清楚那故事情节夙愿。
六十年代初,我们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看电影更是一票难求。五一劳动节,工厂决定在俱乐部门前放场《上甘岭》电影。
这一消息传来,实足让我高兴了好几天。本来是准备早点去占个好位置,无奈那天晚饭吃晚了。等到我们兄妹赶去时,俱乐部门前黑压压地一片,坐的坐站到站挤得针都插不进。电影开演了,站的位置都没找到,急的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还是哥哥有办法,把我带到银幕的反面,银幕的反面是个花园。
看电影银幕的反面跟正面没多大区别,就是颜色没那么清亮。花园里坐有几十个人,本是有鲜花相伴绿草相依,十分惬意的事。可那天命运很糟糕,不知哪位不良少年随地喷出的便便,让我踩污了一脚。为了不放过每一个故事情节,我硬是没有去把鞋擦干净。上甘岭的战斗胜利了,我与臭味斗争也结束了。
不久工厂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缓解看电影的压力,兴建了一个能容纳六七千人的露天广场。看露天电影是我们为之雀跃的事,看电影为占有利位子。每到星期六我们吃完晚饭就出发,搬着几个小垫凳一蹦一跳占位置去。家里父母给一角钱,五分钱的电影票,三分钱的果露冰棒,还有两分钱的余额,买一竹筒蚕豆嚼,那是一件很惬意的事。记得那时我们最喜欢坐五六十排以后座位,因为听人说,看电影坐近了容易得近视眼。往往是前面位置人满为患,我们周围还没坐几个人。
偶尔也有去晚了的事情也有发生,那只有坐最后几排的份了,最后几排地势由于比较平缓。我们小孩是难以看全电影的银幕,没关系我们可以站在水泥凳上看。个子高占绝对优势,个子矮的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看两小时也不觉得累。人都跑到电影故事里去了,随着故事情节或喜或悲,或面带笑容或满面泪痕。看完电影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还津津乐道电影中的情节。那时放映的电影多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之类的电影,我们小孩一般只用“好人”“坏人”来称谓。看一场电影我们要兴奋几天,我们在上下学的路上,乃至课间都是说的看的电影,模仿着剧中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最经典的是《地道战》中的汤司令“高,实在是高。”男孩女孩都比比划划,眼神、语气、举手投足精心模仿,看谁做得最像。
露天广场是那黄色土地水泥凳,春夏秋风和日丽还好。碰到刮风下雨寒风凛冽的日子,那可是另外景象。那时人们对电影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不管是淅淅下雨,还是瑟瑟寒风天气,还有半夜三更的电影消息,只要有电影放大家就要去看。雨天不怕有雨伞,红的、黄的、蓝的、青的,交织在一起。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风景亮丽了看电影却不亮丽。不断有人在伞下发出喊声“把伞放下点,不然砸伞了。”终究砸伞这类事情很少发生,因为对每个人来说看好电影太重要了。
一日晚上已是9点多钟了,忽听广播播电影消息。“请大家注意,接到过路影片苏联故事片《驯火记》,晚上十点钟放映”。
那个年代有外国影片看是十分难得的事,听完广播我拔腿就跑,衣服也忘了多穿。秋天夜色凉如水,冻得我只打哆嗦。以至于电影无心看下去,却不愿意离去。灵机一动把邻居手中的一两岁的小孩,抢抱在怀里顿时身上就暖和起来。让我抱着她的小孩,邻居很是过意不去,几次要把孩子接过去,都让我拒绝了。第二天邻居见人就夸“元妹子,真懂事”。
8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生活繁荣,露天电影也走向“没落”。露天广场现改成为足球场。如今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家看电视。进影院,唱卡拉OK。带着凳子,领着孩子,带着扇子,数千人聚在一起看电影的场景已经远去。我决定再次过过露天电影的瘾,拨着心中那段不了情结。那晚放映的电影,是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
为扩大影响和阵容,我通知了前三排后四栋邻居,携着丈夫叫上朋友晚上去看电影。那天晚上天公特作美,本来十分炎热的天气,刮起了一阵阵凉风,望着俱乐部前坪坐得满满的人群,我仿佛回到了童年、少年、青年期的日子。在开映之前人们说着笑着相互打着招呼,在这露天电影怀旧最经典的形式,我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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