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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奥古斯丁对西方古典文明的终结》
亚当是所有人的祖先。相对于耶稣这个第二亚当，保罗又把他称为“第一亚当”。第一亚当中包含着人性的尊严和罪恶。不过，第一亚当和全人类，却不仅仅是抽象比喻的关系。奥古斯丁坚持字义解经法，相信存在从亚当到全人类的历史发展。因而，如何理解亚当与他的后代的关系，也就成为奥古斯丁历史哲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
人类从一个亚当分裂为相互纷争的万国，又从万国重新团结到第二亚当之中，这就是世界历史的进程和意义。
这里所说的“潜能和原因”并不是具体的种子。上帝造出万物的道理时，一切都潜在地被造了；而当最初的物种出现时，它所有的后代就都以种子的方式潜在地被造了。
按照参与论，亚当作为人类的整体，包含了以后所有的人，因此亚当做的事，他的全体后代也都做了。但只有通过繁衍和遗传，才谈得上亚当的后代，参与论才能实现出来。可是，如果亚当没有犯罪，是不死的，那么，是否就不需要后代来继承他，因而也就没有繁衍的必要了？人类的繁衍，是否只是原罪的一个结果呢？
奥古斯丁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他一方面捍卫婚姻和繁衍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否定淫欲。最后，他只谴责了性快感，而肯定了性交本身，这是一个相当勉强的结论。
人类数目的增加并不是从生下该隐开始的，而是从造出夏娃开始的。自从有了夏娃，人就已经不再独处，而进入了社会生活的状态。
灵魂既不是来自上帝的实体，也不是来自天使，更不是来自物质。针对女人灵魂的起源问题，奥古斯丁觉得经文还是存在巨大的理解困难。不过，他坚持，女人的灵魂是和男人的灵魂一样被造的，不是从男人那里造出的
如果婴儿受洗是正确的，则原罪必然是遗传的；原罪的遗传，应该不会只在身体上遗传，否则很难解释有罪的身体和无罪的灵魂之间的关系；更何况，奥古斯丁一向认为，真正的罪都是灵魂之罪。既然如此，灵魂就应该是可以遗传的。
无辜的灵魂与有罪的肉身结合，就变成了有罪的灵魂，甚至成为原罪的主要承担者。放在他关于心灵秩序和原罪的总体思想中，这一说法极为怪异和费解。
奥古斯丁极力澄清，这种遗忘既不是上帝造成的，本身也不算什么坏事。
婴儿之所以要接受洗礼，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灵魂继承了亚当以来的罪性，而是因为他们的灵魂尚在沉睡之中，没有能力克服肉身的欲望。所以，他们必须靠基督的恩典，才能解除原罪带来的惩罚。
如我们前文所说，在堕落之前并没有真正的历史。于是，原罪说既是对人性的一种哲学描述，又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没有发生偷吃禁果一事时，罪性已经存在于人性之中，但若人一被造就有罪了，上帝又难逃罪责，奥古斯丁仍然难以完全避免二元论的问题。心灵秩序中的善与恶总难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平衡点，使奥古斯丁不断变换着他的人性观。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造人的方式非常独特，人既不像那些猛兽一样独处，也不像另外一些动物那样群居，而是由一个人繁衍出全人类。
亚当不再是孤独的一个人，而有了一个伴侣，此时人类尚未犯罪。上帝之所以使人类的数目增加，并不是要分裂亚当这个一，所以，他又以婚姻的纽带，将两个人重新联合起来，成为新的一个一。
在罗马帝国以后，全人类通过世界帝国和合为一，却成为一个更重要的观念。在奥古斯丁这里，世界帝国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方向，其重要性已经超过城邦，因为在人类极度繁衍分化的时代，只有统一全世界的帝国，才能将全人类统一起来，回到亚当这个一之中。
在罗马陷落之前，罗马的基督徒和异教徒都认为，罗马帝国就担负着建立世界帝国、统一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但当西哥特人攻克罗马之后，我们就可以想见罗马的基督徒所遇见的文明困境了。而也恰恰是在这个地方，前述奥古斯丁的理论困境变成了他与其他人都不同的独特视角。
除了亚当、夏娃的原罪，人类历史之初的几次大罪大多伴随着人类的进一步分裂。亚当夏娃的儿子该隐和亚伯是亲兄弟，兄弟相残，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桩谋杀案。奥古斯丁对这件事谈了很多，因为，杀弟的该隐成为地上之城的创建者，也因为，该隐的杀弟之罪，隐隐预示了罗马的建城者罗慕洛的杀弟之罪。第一座地上之城的创建者是杀弟者，最大的地上之城的创建者也是杀弟者。 地上之城都是在罪恶中建立的，虽然大城的建立体现了人类合众为一的历史梦想，但包括罗马在内的任何一座地上之城都无法成为第二亚当，承担起统一人类的历史使命。
奥古斯丁一方面强调人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又坚持灵魂的不可遗传性。人的社会性的根基在于亚当肉身的繁衍，但人最重要的灵魂却永远是相互分离、相互独立的；而人的拯救在根本上又是灵魂的得救。于是，所谓“社会性”，只不过是无数个单独个体的集合。奥古斯丁越是讲社会性，越是在强调灵魂的个体性。
他在讲人性自然的时候，把人类的自然情感、死亡这种自然事件都理解成罪的结果，而把一种从未存在过的状态称为完美的自然，借助上帝之城里的生活，否定了现实中的人性自然；同样，他在讲社会性的时候，也把各种政治制度都说成反社会的，而在虚无缥缈的来世，构筑了一个怪异的大同世界。借助原罪概念，奥古斯丁否定了人性自然和政治团体，这成为他抛弃罗马文明理想的人性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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