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远去东北沈阳炸炒米，父亲炸炒米可是绝对的，闭上眼晴不看火表，都能炸出一火又一火好炒米。他先是一个人去的，后来把本村和邻村的一帮人都带去了。有一天，家里收到了一封父亲寄来的信，信中吩咐母亲把我们交给奶奶照应，让母亲去东北。父亲一直是个不安份的人，专搞“投机倒把”交易。他在东北见去炸炒米的人多了，每个人都要从老家叫边城的地方买炒米机，一路颠簸带到东北，实在不方便，就和在机械厂上班的房东毕叔叔一起，偷偷摸摸的也造起了炒米机，炒米机是造出来了，可得有人去卖呀，父亲想到了在家的母亲。老实巴交没有上过一天学的母亲，在外公和奶奶的千叮咛万嘱咐下，安顿好我们姐弟三，凭着平时跟我们淘来的几个字，怀揣着父亲的地址，让人不敢相信的是，还真摸到了父亲住处。到了沈阳后，母亲每天早上揣上两个馒头，当一天的伙食。父亲用自行车把母亲送到固定的地点，竖上一块纸牌子，放着两个炒米机，关照母亲不要走太远，防止找不到，但要注意城管来逮。母亲坐在带去的爬爬凳上，等着客人来。父亲则又骑上车子又到另外的地方去寻找据点，到了天黑再来带母亲回住处。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有时一天能卖个一只两只，有时三五天也一只卖不掉。一天，远远地看见一帮带红膀套的来了，吓得母亲连炒米机也没拿，拎着个爬爬凳向巷子深处跑去。到了天要黑，母亲又悄悄地摸了回来，等父亲来接他回住处。父亲见吓得抖抖嗦嗦的母亲，连声安慰道：炒米机拿去拉倒，只要人没逮去就好。
藕垛是出了名的小庄子，夸张的讲，小孩屙一场尿都能浇三圈。庄子小，可人们的心不小。社员们除了起早带晚干农活，还比别的村庄的人多几样绝话，首先就是扫鸡屎和铲旱菜，稍一有空闲，大队的干部就号召群众扫鸡屎和铲旱草。本村的田岸都被铲得光秃秃的，要是光着脚丫跑路都打滑，小孩子整天拿着个扫帚和粪箕，跟在鸡屁眼后面转，生怕一不小心错过一坨鸡屎。因为村里的杂草和鸡屎都被铲光和扫光了，队长们还经常开着挂浆船，把社员开到外庄去铲旱菜和扫鸡屎。当时，我们村的粮食在全公社是亩产量最高的，干部还能瞒着上面，每家多分点口粮。那时候，山芋萝卜当饭吃，可山芋扒起来，放的时间长了容易坏，在村支书赵干青（我大舅）的带领下，家家户户挖起山芋窖子，分好坏堆放，破的小的有蛀眼的先吃，把好的山芋储存到开春，育成山芋苗到东台和周边村庄卖，社员们把家前屋后和小菜地都利用起来，单山芋育苗，我们村的社员，家家都有一笔小收入，以至于到了嫁婚年龄的姑娘，都尽量在本村找对象，不愿意嫁到外村去，以至于我们村，谈起来都是七根筋八条索子的，骨头连着筋家家都是亲。
做蔑匠可是小姑父的绝活。从大集体跳出来以后，先是和姑姑领着三个孩子团在一条三吨的水泥船上卖竹子。再后来又在河边搭了个棚子，一家又总算住到了岸上，不管夏天多热，冬天多冷，每天周而复始在露天干活，特别是抈蒿子，靠着个火，夏天热死了，冬天在露天冻得鼻涕拉呼。随着改革开放，做生意不在是偷偷摸摸小打小敲了，为了多挣钱，姑父又远上江西，直接到山上去砍竹子，一趟运到家，压船都要一个多月。后来，姑父又不满足于卖竹子了，又批发些钉钯、锄头、扫帚等回来卖，随着生意的越来越好，十几年前，姑父己经在市口较好的地段，弄了块地皮又扩大经营，小姑父凭着这个绝活，为三个儿子砌上了好房子，并为他们风风光光们结了婚。虽然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孙子重孙都有了，儿子个个也事业有成，他自已的存款也有大几十万，可七十五的姑父和姑母，就是不听儿子们的劝阻下，仍然每天在忙碌着。
每个人一出生，就是一张白纸，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哪里有什么绝活？只不过是为了适应环境为了生存，又什么都会什么都懂了。而且因地制宜地又有了些绝活。俗话说得好，三十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什么绝活都不叫绝活，那些所谓的绝活，就是“绝处缝生”，在绝境中为了求生存，而千方百计谋得的一技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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