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我都在问自己：看一百年前作者写的书，对我今天而言，到底有什么意义？一百年后再看《呼兰河传》予我有什么切身关联吗？
虽说一百年，我仍能看到童年的影子和呼兰河遥相呼应。北方，还是那个北方，不过多了些污染和雾霾。严寒一来能把大地冻裂，手都能冻出疮来，皮肤干瘪，嘴唇裂出一道口，哈出的白气在玻璃窗上写出字来。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灰蒙蒙，一片混沌沌的气象，一抹斜阳照耀在白皑皑的大地，每家每户炊烟袅袅，看到烟囱，这时候便不觉寂寞了。
去年夏末秋初回乡，村里的老房子围墙挂满了黄赤色的红姑娘（灯笼草）红彤彤，亮闪闪的，甚是好看。踩在脚底还有五彩缤纷，花红柳绿的马蛇菜（马齿苋）。初秋，又见晴空万里，这是北方最怡人的季节。
后花园沿着主人住房的一方面，种着一大片花草。……没有什么好花，比如马蛇菜、爬山虎、胭粉豆、小龙豆……这都是些草本植物，没有什么高贵的。到冬天就都埋在大雪里边，它们就都死去了。春天打扫干净了这个地盘，再重种起来。有的甚或不用下种，它就自己出来了，好比大菽茨，那就是每年也不用种，它就自己出来的。
它自己的种子，今年落在地上没有人去拾它，明年它就出来了；明年落了子，又没有人去采它，它就又自己出来了。(pg:176)
乡土人情，牵扯不清。
萧红在《呼兰河传》的<尾声>里，是以第一人称表白自己的创作心境：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pg:173)
（新古典主义国画新锐画家杨恩玉插画）
身处孤独寂寞的香港，萧红提起祖父的爱时，才让整部《呼兰河传》有了一丝丝的光明，故事人物下场皆黯淡和绝望，让人惨不忍睹，不忍直视。
家乡的路上有个大泥坑，大雨之后变成一个泥潭，来往过路的人很多，掉到坑里发生意外的事也不少。每当要跨过这个坑，老头走在泥坑子的沿上，两条腿打颤，小孩子在泥坑子的沿上吓得狼哭鬼叫。乡民卷起袖子要紧牙根，全身精力集中起，攀墙摸索过去，有人说拆墙，有人说种树。
时常还有牲畜掉入大坑而丧命，一年之中抬车抬马来来回回不知多少次，可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把泥坑子用土填起来。
这泥坑子里边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泥坑里边。
并非乡里人聋哑盲残，只因这泥坑子施给当地居民的福利有两条：一来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其二，可以吃瘟猪肉。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便宜，也不算什么不卫生。
一个不知时务的小孩说他妈不让他吃，说那是瘟猪肉，马上一个掌掴打在小脸上，由你瞎说，妈妈打了还不够，祖母就掀起孩子后衣襟来，用力的在孩子的屁股上啌啌的打起来，嘴里还说着，谁让你这么一点你就胡说八道！（从小不能说真话，长辈训斥小孩总说，就你话多！）
闭塞的小城，守旧的风气，愚昧的民众，跳大神，七月十五盂兰会，唱大戏等是乡间盛举。对大神又敬又畏。跳大神，大半是天黑跳起，跳到半夜时分，要送神归山了，那时候，那鼓打得分外的响，千里之外都能听见，阴森森，冷凄凄，越听就越悲凉，往往终夜而不能眠。
七月十五鬼节这夜生的孩子，怕是都不大好，这个孩子长大了将不被父母所喜欢，若是女家生在七月十五，这女子就很难出嫁，若是男家七月十五的生日，也不大好，不过若是财产丰富的，也就没有多大关系。
秋天，野台子戏，这一年秋收好，就要唱一台子戏，感谢天地。
戏还没有开台，呼兰河城就热闹不得了了，接姑娘的，唤女婿的，有一个很好的童谣：
“拉大锯，扯大锯，老爷（外公）门口唱大戏。接姑娘，唤女婿，小外孙也要去。……”
有的看了三天野台子戏，连一场戏名叫不出来有之，看戏掐架斗殴有之，戏台下调情有之，谈情说爱有之……
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也叫“逛庙”，三岁的，五岁的，还有两岁的刚刚会走，被挤丢了。十二三岁了也被丢，哭的哭，叫的叫，好像小兽狂乱叫。
乡土人情谱写着热闹和寂寥，欢唱与悲歌，循环并重复，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就只是顺着时间的潮涌，漫无目的地，被一股力量拖着走着推着，从来没人关心为什么活着。
萧红笔下有一个叫有二伯的，活脱脱就是鲁迅笔下的阿Q呀。中国男人稍好一点的可能就是冯嘴歪子了。
看到团圆媳妇只觉得悲凉，百年之后的农村依然很多看热闹的“好心人”。一个十二岁被买回来的童养媳，无论做什么都是错，成日被打，昼夜不分，她婆婆说团圆媳妇病了，跳神给她赶鬼。
婆子说，一天打八顿，骂三场，那是给她一个下马威。打得狠才懂规矩。吊在大梁上，用皮鞭子抽，打昏了，就用冷水把她浇过来了。打青了还不够还得打出血来。打了鸡蛋青子给她擦上了，消消肿，也就是十天半月的就好了。
团圆媳妇治病的方式就是，被丢到滚热的水里驱邪。她叫着，跳着，旁边站着三四个人从缸里搅起热水来往她的头上浇。不一会，浇得满脸通红，再也不挣扎，仅仅露着一个头。无人相救，都是看客，他们好心的问“死了没？死了没？”后面更多残忍的细节就不多做描绘了。
每一个中国媳妇都是这么熬出来，结果自己成了下一个最恶的婆婆。
不言而喻，鲁迅喜欢萧红；一是提携后生，二，想来是这个后辈太像自己了。一个挟着《八月的乡村》，一个手握《生死场》，鲁迅早就预言过，在写作前途上萧红比肖军更有希望。鲁迅若能活到1941年，萧红的《呼兰河传》一定让他惊艳万分。鲁迅的刚（愤怒），萧红的柔（悲情），诠释了国人完美的民族性。
荒诞，落后，迷信，愚昧，以至于荒凉。
“那姑娘不是好东西，你看她那双眼睛，多么大！我早就说过，这姑娘好不了。”王大姑娘的眼睛长得不好，说王大姑娘的力气太大，说王大姑娘的辫子长得也太大。
只要是女人，怎么样都不好。王大姑娘死了，看客们幸灾乐祸地说，瞧瞧他们家男人孩子怎么活。
每一次呼兰河里有人上吊或跳井自杀，他的尸体摆在那里一两天，让路过的人去看一看，不马上埋葬。村民们不仅喜爱凑热闹看乐子，而且全部都袖手旁观，好像邻居们的事情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似的。
王寡妇的独子到河里边去洗澡，掉河淹了。王寡妇从此以后就疯了，但她到底还晓得卖豆芽菜，她仍还是静静的活着，虽然偶尔她的疯性发了，在大街上或是在庙台上狂哭一场，但一哭过了之后，她还是平平静静的活着。至于邻人街坊们，或是过路的人看见了她在庙台上哭，也会引起一点恻忍之心来的，不过为时甚短罢了。(pg:14)
萧红曾对友人说：“我最大的悲哀和苦痛，便是做了女人。”
1930年，正是萧红离家出走的那一年，中国第一个婢女救拔团暨收容院(Kulangsu Slave Refuge)在鼓浪屿挂牌成立。近300位遭受虐待的穷苦婢女在这里得到庇护，救拔团还向她们提供收容和教育，这一切始于多年前一群外国宣教士在岛上展开的工作，收养被弃女婴，创办幼稚园，兴办女子学校，解放小脚，他们无私的爱感召了中国信徒，认为当务之急乃移风易俗，把人的石心换成肉心，“人”的灵魂体要全面苏醒——恢复“男人”和“女人”应有的样貌。
（1907年的女孩节 ，厦门）
早在1930年以前的四十三年前，1887年，英国长老会妇女宣道会的安玉瑜姑娘（Miss G. J. Maclagan）和仁力西姑娘（Miss Johnston）在一个当时籍籍无名如今却声名远播的小岛----鼓浪屿为被弃女婴开办了一所孤儿院-----“怜儿堂”， 仁力西姑娘后又在厦门创办乌埭女学，同时泉州也有礼河莲姑娘（Miss Lilias Graham）开办的培英女校。
（乌埭女学校舍，摄于1895年）
一个个从这些宣教士创办的女校里毕业的女子眼中散发光彩，重生的喜悦洋溢在脸庞，她们有的成为医生，例如妇产科奠基人林巧稚，有的做了教师，有的成为牧师娘，但她们与传统儒家教导出来女性大相径庭，她们开始有了“新生命”----一种造物主创造她们时本应有的美好，与畸形变态的“小脚”文化彻底决裂。她们是“价值远胜过珍珠”的“才德的妇人”（箴言31:29），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1907年，乌埭女学的毕业生中，有65人成为教师）
我小时候的戏台依旧在那儿，花花草草依然随风绽放，唱大戏过大节的传统依旧上演，仍根深蒂固，似乎恒久难已撼动；殊不知使人心灵苏醒的力量已悄然来临，愿这块土地上一座座充满惋惜与悲哀的呼兰河城，早日重生，以喜乐油代替悲哀，以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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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呼兰河传
作 者： 萧红
出版社：天津人民
页 数：217
出版时间：1941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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