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五日，说刘文典

刘文典先生，原名文聪，字叔雅，笔名刘天民，祖籍安徽怀宁，生于安徽合肥。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

叔雅先生极傲，对庄子研究至深。据传每次登堂讲授《庄子》，开头第一句必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先生作《庄子补正》，尝谓：“古今懂庄子者，唯二人半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叔雅先生听闻西南联合大学要将沈从文从副教授升职到正教授，他很不满的表示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做教授那我置于何地？他只值四毛钱，朱自清值四块，我值四十块，只有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真正的大师，他值四百块……”

“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郭鑫铨，《初识刘文典先生》）

“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者所得，亦茫昧无据。”（张德光，《庄子补正》跋）

1928年（一说是次年）叔雅先生出任安徽大学校长，这年11月，安徽学界爆发颇具规模的学潮，当时已经是“国民政府主席”另一位先生获悉此事后，十分恼怒。于是经教育部下文传令，让安徽大学（当时在安庆）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刘文典亲自到南京予以说明。叔雅先生对“令文”中用“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措辞极为愤懑，在出发去南京前说：“我刘叔雅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常凯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至南京后，刘文典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走进常凯申办公室。常凯申见到刘后冲口即问：“你就是刘文典？”刘亦冲口而出：“你就是常凯申？”另据《蒋梦麟日记》载：刘文典还有一句话，“我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可以叫的。直呼其名不尊重！”

这更激怒了常凯申，他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并命令他惩办罢课学生。刘亦一拍桌子：“我这里只有教师学生，不知道谁是共✘✘。你是总司令，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负责。”常凯申非常气愤，严厉指责刘文典没有尽到管束学生的责任，言称其为“新学阀”;刘文典也不退让，指着常凯申的鼻子说：“你是军阀！”常凯申在盛怒之下，打了刘文典两个嘴巴;刘文典随即抬脚猛踹常之下身。常捂着下身蹲在地上大喊大叫;刘随即被卫兵送到了警署（常的卫兵无权逮捕刘）。结果却是：刘文典因为“打架斗殴”以治安条例，被拘禁七日。

常凯申扬言要“解散安大”。此事在教育界引起很大震动，安庆大中学生举行示威，各地进步人士也来电来函声援。后来，经蔡元培等力保，陈立夫从中斡旋，常凯申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才不得不限期刘文典“离皖”。

事后，教育总长蒋梦麟受常凯申委托前往合肥对刘文典表达歉意，表示不该打其耳光，望海涵。刘文典闭门不见。其秘书代为接见蒋梦麟，并转达了刘文典欲辞职的打算。常凯申连发了三封亲笔信劝说其以大局为重，能够留任。刘文典不允。蒋无奈，又写信知会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蒋梦麟的极力推荐下，刘文典最终被梅贻琦聘为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

又有传言，根据叔雅先生本人的叙述，常凯申并没有动手打他，他说：“我一生除被一位老和尚打过，没有谁敢打我，常凯申虽然把我关进了牢房，并不敢动手打我。”

毫无疑问，此时的叔雅先生文人风骨十足，甚而对“另一位先生”也丝毫不假辞色。可是，不过1949年之后，叔雅先生的风骨便一扫而光了……

他开始不断地在各种场合表“忠心”，至于他的“忠心”是真情还是假意，却也不得而知。在后来的思想改造中，刘文典更是沉痛剖析自己的“腐朽思想”，表示要“洗心革面”……其中有多少是真心话，难说！

甚至于后来在“自我反省”中，说自己“与女艺人周旋”，还说自己“一肚子黄色东西”，像这种自污式的“反省”，非但文人风骨全无，便是连人格自尊也完全不顾了。

即便如此，叔雅先生也没能换来苟且偷安。那一场接一场的批斗，依旧是先生这个“反动文人”难逃的厄运。在不断的批斗中，1958年7月15日，叔雅先生终于走向人生的尽头。

又过了不到17年，1975年4月5日，打过叔雅先生两耳光、却挨了叔雅先生一脚的另一位先生也辞世了。两位先生在地下（抑或天堂）再会时，是否会有唏嘘？是否会有感慨？不得而知！

是否是那位先生的两记耳光更让叔雅先生加剧了坚拒赴台之心？那位先生对挨了一脚却无铁腕手段报复以致助长反对势力是否有后悔之意？叔雅先生有无感慨另一位先生的宽厚？那位先生有无知晓叔雅先生余生之落魄？以上，后人均无所知。

颇有后人对叔雅先生之“变脸”行为多有鄙薄。我却以为，人在屋檐下，不低头者固然可敬可佩;叔雅先生为了一家老小，低下头来却也无可厚非。毕竟，红卫兵绝不似那位先生之大度。

四月五日，本为另一位先生的忌辰，却只能拿叔雅先生来说事。滑稽荒唐，莫有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