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县令大权独揽，包括司法权
曾经发过一篇文章，中间提到“实权正处”在统治阶级的门槛边缘。这方面有些朋友有些疑问。
实际上这里，说“实权县处”更适当一点。“县”和“处”同级，但还是有不少区别的，一般看前者的政治地位高于后者（大部分)。这块已经是一种官场惯例，甚至涉及几千年的政治传统。
从秦始皇那时候开始设郡县，“县”就成了最基本、很重要的一层行政单位。实际上这么设置，某种程度上出于符合统治需要的动机：有费效比考量，还有其它。
古代一个县人口少则一两万，多则十几万，地域通常方圆几十里，农产业为主，是行政上一套班子“治理费效比”接近最佳的体量。若统治再下沉（到乡镇），效率就会显得低下，总算经济上承担困难；退到“郡”级别，基层又容易失管——所谓管不过来。
其实县这块，因为交通通讯和社会人文等等现实问题，同样存在“管不过来”的现实，再说有官吏员额和财政状况限制，不可能随意增加人手机构大兵，于是基于如上现实和其它统治需要，皇廷也就选择仅仅“统治到县”，把县以下许多权力下放给士绅地头蛇那些人（有的给一个非正式的名义比如保甲长），出让小部分利益或者说利益捆绑，让那些人帮助他们统治小民——最简单的就是收粮催役，和监督、限制、支配人身活动社会活动。
当然权力下放不等于完全放任，那些人不看好了，本身就是不安定因素。要把种种“公务”办得一清二楚还得把数万人的关系理顺，县官的责任使命重大。
这样算起来，县令（知县）这个官就成了皇朝统治的基层关键棋子，手中权力大而全面，是这几十里方圆的最高统治者，所谓“县太爷”。因此，惯例上县官虽然只有七品，却必须由皇帝亲自任命，属于“皇廷的人”。
至于县官之下存在的一些小官，有的由吏部和上官分派，经常县官自己也有选择权。更低的“吏”，衙役师爷账房先生那些，由县官自己雇佣且县财政承担，皇廷基本不管。
由此可见，县官是个的的确确的“肥缺”，政治地位重要且微妙。相比，京城衙门里的七品官，就是一个小秘书/管理员而已，基本没什么存在感，所以在古代，“外放”（为地方官）经常是一种颇受欢迎的待遇，近于一种提拔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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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转到现代，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人口增长，产业大变革，事务增加，政治状况更加复杂，统治进一步下沉到乡镇等等，但有些传统并没有太大变化。
从行政组织看，“县处级”官员的队伍大大膨胀了，在某些大城市可能一个街道办/派出所都是正处级别，机关、国企中的正处更加多于牛毛。这里比较“含金量”，仍然是县官较多实权，政治地位也更重要，在基层统治中处于重要的地位。（这里说的实权县官只涉及两个位置）
“处”不如“县”，主要的原因经常是处级权力常常天然地不全面不充分，局限明显，影响力不足，重要性也就低。另一个原因，很多处级距离上级（厅局级）过于近，距离不过几里路，甚至就在一个大楼办公，有些更要遵守系统性的某些特性要求。这样的处，权力往往更容易受到上级的监管压缩，任人支配，自由度很差。
相比来说，那些距离上级较“远”的处，因为上级管来的难度较大，自由度就会大一些（所谓山高皇帝远），手里会得到更多的“实际放权”，相当于实权加大。
而县这一级，本身按官场传统手中权力全面，又和上级能保持足够的距离而自由度高，所以通常权力的“含金量”更高。“距离自由”这块，除非上级放权，不然城区的区实权有的还不如县。
当然在现代，县官/县级的重要性已经在下降，因为大产业的发展，更多产业趋向集中在交通方便的大城市，造成县这一级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毕竟还有几十万人口/方圆几十里土地在手里，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因素，政治地位仍然不可小看。
再有大城里的处级，因为过于扎堆，本身就存在互相挤压的问题，加上上官因素，远不及县里就俩人说了算那么直截了当。
所以总的来说，在现代社会仍然是“县”（级）的重要性超过“处”（级），虽然级别相仿。“实权正处（县处）是勉强的统治阶级门槛”，其实意思是，县处级并不是每一个都够这个门槛——实职县官大部分够，处级有些不够。
当然有些事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县穷又没什么重要战略价值的，其县官的政治地位就相对低。有些处级手里攥着重要的权力和其它资源，虽然未必政治地位多高，却仍算个“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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