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里的包工头

村子里的包工头甘肃是中国的几何中心，河西走廊是中国的版图中心，河里走廊里的山丹军马场以及和她遥望的冷龙岭，那是祁连之心。

我出生在祁连之心的西面一点，北面是龙首山，南面是瞭高山，两山之间是一片北高南低的平原，山丹县城就是坐落在这一片平原之中的一个小绿洲。从县城沿312国道向西3公里就是山丹火车站，火车站再往西1公里就是我的老家槐庄。兰新铁路和312国道在村庄的北面交会之后奔向新疆，我们从小就是听着蒸汽机车的咆哮之声长大的。

老家的交通在当时的中国算是很好了。东到兰州国道畅通，西至新疆一马平川，北到内蒙古阿拉善右旗一日可达，向南翻过祁连山可达青海。关键是距离村子不到二里路的火车站，能坐上直接通往北京、上海的火车。

我就是在1992年，坐火车去湖南长沙上中专，到了学校和来自全国六省的同学聊天，才知道火车从村边通过是件很牛很牛的事，40年前中国通火车的县凤毛鳞角。好多的人没见过火车，据说有人见了火车后大吃一惊:这家伙趴着这么长，站起来得有多高哩。小时候，老听父亲讲：如果没有包产到户，大家都吃不饱。关于我三四岁时的记忆，我能记得就是“包产到户”村里分树。当时父亲是包产到户后第一任生产队队长，领着村里一群人统计那些长在村头村尾的大树，村里有人和我开玩笑：娃子，你看见前面那颗大树了吗？你先跑过去抱住，那颗树就是你家的了。那时不知是玩笑，立即撒丫子上气不接下气跑过去，死死的抱住了那棵树。好多年之后，我都认为我抱紧的那颗树就是我家的。

小时候，村里人都说我父亲在大集体的时候特别懒。父亲读过三年书，算是个识字人，最早给集体放羊，结婚以后给村集体开过钢磨（就是电动磨面机）。可“包产”一“到户”,父亲像变了一个人。除了种地，农闲的时候驾着骡马车下乡做粮食买卖，后来和大大（伯伯）合伙买了手扶拖拉机跑运输，后来承包了村里的石灰窑烧石灰，后来有自建了两座石灰窑。我自上初中以后，暑假都是在自家的石灰窑给父亲打工。

父亲石灰窑上的活都是分工序包给别人的。山上的炸石头，承包给二队的志杰叔；拉石头到窑厂，按车结算；把石头装进窑也是包给五队的王叔；烧窑、拉煤、出渣也是承包；石灰烧好后出窑就是我们一家人自己动手了，因为生石灰出窑后遇空气中的水分会分解为熟石灰，出窑时机要根据石灰的销售情况来定。我们兄弟姊妹3个，两个大学一个中专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父亲烧石头烧出来。我小时候参与过父亲石灰窑上的算账，除了石灰成品的装车费其他都很简单。因为都是按窑承包，父亲把钱给领头的人，人家按出勤工日分钱。成品装卸因为时间根据客户需要，时间不定无法承包，所以是按零工计算的。我小的时候想不通，问父亲：“咱有活干，自己干就行了，为啥还要花钱雇人干？”

父亲说：“你一个人能把一整窑的石灰出完吗？”

后来我明白了，所有的事情都有时间的要求，很多的事情都需要多人的协作才能完成。小时候经历的这些，估计跟我后来成为一名包工头是有些关系的。

父亲是在家门口讨生活。前面说过，老家的交通情况相对四通八达，父辈中有些胆子大的，就开始坐着火车东奔西走，和那些南来北往的外地人相互交流，捕捉信息做些互通有无的生意。其中有一部分机缘巧合到了新疆和青海，那里人烟稀少，好多建设项目需要建筑工人，于是我们村里的第一批包工头就这样诞生了。

这些包工头基本上和我父亲的年纪相仿，生于五十年代，上过两三年学。那个年代农村出来的人，唯一的特长就是不怕吃苦，不惜力气。那个年代，能够找到一个凭力气挣钱的差使，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啊。一开始三三两两自己拼命干，后来活太多干不过来，就回到老家找人来干，那些讲义气、为人大方、有所担当的人逐渐成了大家公认的包工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农民如何成长为一个包工头？父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村里的路叔和毛叔是最早出去打工的人，他俩在青海包下了一段砌石头的活，毛叔干了半年，挣了1000多块，81年的1000多块啊，据说当时一名人民老师的月工资不到40块。由于剩下的活难度大基本就是些骨头了，加上天气冷了，毛叔就算账回家了。路叔觉得回去后也是闲着，坚持把剩下的骨头也啃下了。第二年，尝到了甜头的毛叔继续在寻找这样的机会，而路叔在回家过年之前就已经和甲方商量好了第二年的活。就这样，路叔就这样不知不觉的走上了包工头之路。所以我觉的能吃苦而且能够保持本色的坚持吃苦，是成为八十年代包工头的首要要求。

但仅仅能吃苦还不够。能够持续不断的接上活是包工头能不能发展下去的关键。我初中毕业后去湖南读中专，与路叔并不认识，只是听父亲说路叔为人豪爽大方，与人和善。我知道的情况是由于接到的活很多，他的很多亲戚就成了他的领工。这些人中脑子灵光的、懂些施工技术的，就成为“二包工头”，也就是路叔把包到的活再包给他，自己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据说每到年关，路叔用来送礼的羊羔都得拉好几汽车。过年的时候，路叔家里门庭若市，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路叔的二层小楼建于八十年代末，是村子里唯一的楼房，而当时的县城也只有县政府和邮电局是楼房。远远的看上去，路叔的房子在村子里一片土砖房的映衬下，显得金碧辉煌。在我读中专的那几年里，路叔在靠近国道的一片土地上建起了一座水泥厂，我的一个初中同学成为了厂里的一名化验员。老家北面的龙首山盛产石灰石，水泥行业是县里的支柱产业，办水泥厂所需的技术、人才等资源对路叔来说都是现成的。

说实话，在老家的包工头里面，为最佩服的还是路叔，在农民包工头里面，我觉得路叔是最具企业家精神的。我有时想，路叔为什么不办一家建筑公司呢？或许也可以像碧桂园的杨国强一样持续创业，成为甘肃甚至全国的知名房企。后来我当了包工头我才知道，有时候你所做的选择其实是和你所拥有的资源和见识相匹配的。95年之后，由于招投标制度的推行，施工资质对路叔承接工程估计是个门槛，长期的在外漂泊估计路叔也厌倦了，他选择了回家二次创业。

路叔的二次创业应该是成功的。他成了我们村里最早的民营企业家，他的企业解决了村里不少人的就业问题，还是那句话：在家门口，有个能持续挣钱的地方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我的伯伯一家两台车为水泥厂拉石头，尽管很辛苦但毕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假期的清晨我总能在家门口看见骑车的黄叔，他退伍后成了水泥厂的保安：我的小学老师，一位教学多年的民办老师，由于学历原因无法转正，前几年也在路叔的水泥厂工作……

水泥厂步入正规以后，路叔还没有退休。路叔在山丹马场附近的六坝滩上承包了几千亩地，种植各种果树还有各种农作物。据说种植的每个工序路叔都是不辞苦劳，就像当年当包工头是一样，领着工人亲历亲为。我有一次碰到路叔负责水泥厂业务的儿子文哥，文哥说种植业投入大产出少，辛苦一年还不够给工人发工资的。母亲说，她有一次看到路婶在街上组织人售买自产的杏子，人老了很多。

我觉得路叔不简单。他们这一代人，吃苦耐劳是刻在骨头里的。尽管当了包工头有了钱，但艰苦朴素的习惯没有改也改不了。他们会一直劳作下去，只要力所能及他们会工作到无能为力。一个人碰上个偶然的机会，当个包工头容易；那个年代，当上包工头之后能赚点钱也不是什么难事；但赚了钱的包工头，在猛然开放、野蛮生长的九十年代把握好自己就有些难度了。像路叔这样，能把握好财富保持初心实属难能可贵；能够回乡二次创业，我觉得路叔已完成了从一个包工头到企业家的转变；上了岁数后不忘初心，像褚时健一样选择扎根农业，这已经不是赚钱的问题了，老人家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念。由于各种原因，第一代包工头中成为大企业家的不多，但我们应该像路叔这样的第一代包工头们致敬，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和先行者。

把握和运用财富是一种能力。豪德哥也是我们村里的包工头，他比我大大概十岁，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和我小叔走的很近，因此我与他是见过几面的。他的故事很有些传奇色彩。

豪德哥在村西住，虽然他岁数和我小叔差不多，但按村里的辈分应该叫哥，他和小叔一样，初中没毕业就回家务农。那个年代，初中学习好的就考中师当老师考农校当干事（负责乡镇事物的公务员），有城市户口（非农业户口）还可以考技校进厂矿当工人，极个别家里条件好的且父母有些见识的孩子才会上高中考大学，能考上大学的凤毛麟角，按村里老者的说法，考上大学的孩子祖坟上不但青烟袅袅，而且坟地藏珑卧虎。那个时候的教育从初中开始就选拔，但由于大家的条件都差不多，父母极少干预孩子的学习。教学完全是除了学校的事，家里没有复习资料也请不起家教，课后的辅导就是帮家里干农活。           

在家务农的很多人和我小叔叔一样，在家务农又不甘于一辈子在家务农。父亲十四岁时爷爷去世，当时叔叔还不满3岁，父亲有时更像是叔叔的父亲。叔叔在县城和别人学着做生意，倒卖过服装、火柴，但基本上没有赚到什么钱。豪德哥和我叔叔差不多，时不时的出去闯世界，但时不时的又回到村子里，除了回来时穿着和村里人不一样之外，其他的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豪德哥确实还是和叔叔不一样。他的父亲是公路养护段的职工，每天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旁边的养护段上班。有个春节前，豪德哥家门前来了一辆汽车，从车上卸下四五辆HT125摩托车。大木头箱子很沉，废了半天劲才卸下来。即便是现在，你见过有人卖摩托一次买四五辆的吗？快过年了，村里的人基本都在，这件事让整个村子都沸腾了。

原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养护段的有些维修项目允许对外承包。豪德哥弟兄四个，他父亲兢兢业业工作了大半辈子，老伴早亡。养护段上领导考虑到他家的困难，就把段上的部分项目按段里核定的成本价承包给了豪德哥。这一承包豪德哥就发了，年底结算后，豪德哥就给每个弟兄买了一辆宏达125摩托车。在这里要说明的是，豪德哥的父亲并不是以权谋私，他就是养护段一个普通员工，豪德哥也没有偷工减料做什么豆腐渣工程。豪德哥赚到的是国有单位与个体户之间的效率差异所形成的劳动力价格差。

这个要重点说一下，有的人对包工头有误解的原因跟不了解那个特定的年代有关。当时，一方面国有机制下员工的工资基本上是论资排辈下的大锅饭，工作效率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无事可干，工人价格极为低廉。在国营单位同样的事情交给自己的员工做，耗时费工难管而且质量一般。若交给社会上的包工头，干得快花钱少好管理事倍功半。在这种情况下，包工头就成了高效率的代名词，国企算好的成本折半后对外承包，包工头还可以赚到钱。豪德哥第一次承包工程，虽然没什么管理经验，但那时工人老实肯干，加上豪德哥自己和兄弟们又亲历亲为，拿出了干自家农活的精神来干工程，豪德哥的第一个工程赚了个盆满钵满。

但有时候捷径未必就是正途。曾国藩说，少年时经不得顺境。太过顺利的开始往往孕育着坎坎坷坷的今后。如果这个机会是你费劲争取来的，你会珍惜也会把握，而且会想尽办法让这种状态持续。但如果这个机会来的突然的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那么这到底是不是个机会我们要慎重的去考虑一下。这个世界上买彩票中百万奖金的机率很小，但中了巨奖后结局好的不多。为什么？我觉得有时若省去了必要的过程，结果就不好说了。豪德哥后来的发展一直让我唏嘘不已。

赚了钱的豪德哥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庄稼地里了。养护段外包的工程时有时没有，豪德哥非常想念那些赚大钱的日子，那些日子短暂、忙碌、刺激。他开始四处找项目，最远到了新疆。下面的讲述均来自村里人，可能有所夸大，但也绝非空穴来风。

从新疆回来时豪德哥带回来一个女秘书，各位别想多了，是名副其实的秘书。冬休时豪德哥的秘书住在家里，豪德嫂还得给这位员工做饭。据说豪德哥做通了豪德嫂的工作，说在外承揽项目，秘书是标配，没有得话人家会觉得你实力不够。豪德嫂的亲戚也跟着豪德哥挣钱，他们都证明秘书确实是负责抄抄写写的秘书。豪德嫂也看到电视里，大老板的秘书确实都是女同志。以我对豪德哥得了解，我觉得他好面子，也觉得女秘书是大包工头的标配。

新疆的活似乎进行的并不顺利。从豪德哥给我叔叔带的礼物就能看出来。刚去新疆揽到工程时，回来时的豪德哥西装革履，给我叔叔送了一把从乌鲁木齐大巴扎买的俄罗斯短剑，剑柄非常漂亮，父亲不让叔叔拿，说那是闯祸的东西。我有一次偷偷拿出来到学校里去炫耀了一次，回来后屁股差点开了花。第二年回来时豪德哥没有如约给叔叔带回俄罗斯望远镜。再后来，豪德哥回没回来叔叔也不知道了。

据说豪德哥在新疆揽到的工程没挣到什么钱，豪德哥出手大方，好多人围着他，都说有门路给豪德哥介绍工程。吃吃喝喝都是小事，关键是当时上有很多工程骗子，说有能力揽到活，以方方面面需要打点为由向豪德哥要钱。人在着急的时候就会失去判断力，抱着“梦想万一实现”的侥幸，豪德哥先前靠些运气赚到的钱，渐渐在自己组织的酒场上努力花完了。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水到了地处汇聚成了湖海，但人走到高处就只剩下不胜的苦寒了。赚过快钱的人总是怀念那些赚快钱的时光。豪德哥开始到处借钱，借到后转手给别人，想殊死一搏的找个工程，干完后衣锦还乡，重回到以前的荣光。然而，钱这个东西，你越是拼了命的想得到它，它却离你更远了。再到后来，已经没有人再愿意借钱给豪德哥了。他就算是有工程也没人跟他干了，用现在的话说，豪德哥的人设彻底崩塌了。

几年后，豪德哥回到了农村。不到四十的他，略有些谢顶，神情落寞，有时候到村里小卖铺打个麻将。农村就是这样，你可以走的很干脆，走了你也可以不再回来。但如果你回来，农村会以最大的包容去接纳你。大家回避你那时的辉煌也不再说你如今的凄惶，生活重回以前的平静。后来回家听叔叔说，豪德哥得了一种罕见的病，没过几年就没了。值得欣慰的是，豪德哥的儿子学习很好，是我们村里第一个考上985院校的娃。孩子上学的钱基本上是爷爷给的，爷爷在公路养护段退休，工资挺高。一代人又一代人，都在奔向好日子的路上不断努力着。

在我的老家有一个村子很不简单。这个村子分别在1989年和2001年，该村村党支部先后两次受到中组部表彰，被树立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个村子叫芦堡村，这个村子是一个闻名全省的富裕村。2000年初，全村集体积累已增加到1000万元以上，村集体年收入增加到了100万元，村上拥有“沙漠公主”、“奥迪”等中高档小轿车的农户达50多户，100万元以上的致富能人50多人，还有几个千万元以上的富翁。这在南方可能不足为奇，但在整体落后的河西走廊腹地出现这样一个村子，绝对是个奇迹。

奇迹是如何产生的？芦堡的发展之路，就是包工头的创业之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村党支部一班人，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声中看到了希望，在贫穷和干旱的逼迫中决定冒险到西部创业。于是，60多名村民踏上赴青海油田“淘金”的征途，由此拉开了山丹县劳务大军“走西口”的序幕。

在组织劳务输出的八十年代初，村集体资金已增加到了30多万元，实施家庭承包责任制后，这笔村集体资金成了村民关注的“焦点”。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村党支部一班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经过一番思考和讨论，最终的结论是：开展二次创业。由此，这笔资金成了兴办砖厂、亚麻厂等企业的前期投入资金，开辟了创业的“芦堡之路”。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全村拥有青海砖厂、亚麻厂、麻屑板厂和村砖厂4家集体企业。500多名青壮劳力外出务工，每年带来600万元的收入。留守的中年人、妇女在村办企业亚麻厂、麻屑板厂和砖厂务工，成为既上班又种地的“两栖”农民。在人均4600多元的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到七成以上。

我有一个表哥就是这个村的，他后来也成为了一名包工头。他成长的历程比较的励志，名副其实的从奴隶到将军。表哥是家里的长子，初中毕业后就加入到了村里的建工队。表哥从工地上的小工做起，提灰、送转、搭架子，勤快的表哥很快得到了砌砖师傅的赏识，很有眼色的、善于琢磨的他到建工队不到一年就成长为了砌砖大工，工资收入已经是小工的3倍了。

我小时候随母亲去姨妈家时，表哥刚从青海回来。大大的个子、大大的眼睛、大大的手，母亲拉着他粗造的打手问：“工地上苦不苦？累不累？能吃饱吗？”

表哥只是笑笑。姨父慢条斯理地说：“苦也是他自己找的。”

姨父是一名老中医生，治疗消化系统的方子药到病除，在十里八乡很有名气。原想表哥跟他学医，悬壶济世。可表哥经常和村里那些在工地的年轻人交流，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呆在家里背那些让人头昏脑胀的药方，想想都无聊。面对表哥突然长大的叛逆，稳重、豁达的姨父表示无能为力的无奈与支持。

谁也没有想到，在建筑队上砌砖的表哥砌出了名堂。他首先学会了看工程图纸。有一次施工员放线有误，致使表哥砌了一下午的墙被拆了，从那以后，表哥砌墙之前非要自己看图纸，复核无误后才开始干。从简单的平面图，到更为复杂的结构图、剖面图，再到整体的水暖电施工图，表哥很快从一名砌砖的师傅变成了一名得力的施工员。

当上施工员后的表哥，继续表现着他在建筑行业的天赋。刚开始他能准确估计砌体所需的砂浆和砖块数量，后来他能准确计算每层所用的钢筋和混泥土数量，再后来整栋楼的所用的材料他都能随口说出，工程干完后大概用了多少工人、都是什么工种、什么时间进场他都了做了详细记录。这样成竹在胸的技术员谁不喜欢呢？经过几个工地，表哥已经从一名出色的技术员蜕变成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建筑项目工长。

工地上的工长基本就是整个工地的施工现场的组织者了。从材料计划到施工器具配备，从工人安排到成本控制，表哥显示出了超凡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建设单位的领导喜欢这样一位砌砖师傅出身的、做事踏实可靠的工长。从工长到包工头，有的人花了一辈子时间，有人只需要一顿酒的功夫。92年我考上中专时，表哥已经是芦堡出色的包工头了，应该属于他们村里统计的百万以上的致富能人了。

非常可惜，在房屋建筑上自学成才的表哥，有专业天赋的他在挖到第一桶金后，没能跟上后来建筑市场的发展，在2000年后收工回到了县城，买了城里最早的商品楼房，给儿子买了车在县城跑出租。和表哥同时期的包工头，有的回乡创业，开砖厂、开石材场、搞规模农业，还有的搞地产开发，包工头群体是小县城的精英群体。

个人觉得更可惜的是芦堡村的那些村办集体企业，在经历短暂的辉煌之后，由于产品单一、技术含量低，在新世纪开始后不到五年时间渐渐消失在市场化的硝烟里。

笔者前不久，走进位奇镇芦堡村，一条条水泥街道干净整洁、一盏盏新式路灯巍然挺立、一排排图文并茂的文化墙给人美的享受，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广场更让人眼前一亮。

据了解，芦堡村作为山丹县创建的首个全国文明村，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特别重注挖掘乡土文化元素，不仅收集了很多村民闲置的旧农具、老家具，还把之前用过的旧涝池重新改造，这样既提升了村容村貌又展现了对民俗文化的传承，还打造了一处群众农闲时可以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看到广场上成列的好多老物件，就能想起我们年轻时候的好多事情，看着它们给孩子们讲过去的事情，很形象也很有意义，孩子们能很直观的感受到长辈们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当年的创业者、在芦堡村生活了60多年的张天文老人说，看着村子越来越好，自己曾经使用过的老物件还能起到美化村子的作用，很是开心。我突然间想起那一句：只有时代的某某某，根本不存在谁谁谁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