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老师们讲过的话

那些年，老师们讲过的话

        时光如潺潺流水，一去不返。但有些人，有些话，经岁月的淘洗，留在我记忆中却历久弥新。

        记得我读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是这样教我们认字的：“魏”，即千八个女子，嫁给一个鬼，此法虽俗，但这字却刻进了我的大脑。

        教我七八年级的语文老师是一个银丝缕缕，红光满面的老头。他讲起课来，激情澎湃，口沫横飞，坐前排的同学没少遭罪。我们喜欢他的课，是因为他善于讲故事。记得他给我们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话说文革期间，一位父亲为了表示他对国家对党的忠心，分别给他的三个爱子取名为——爱国、爱民、爱党。谁知却被红卫兵带走，理由是他的思想过于反动，因为他三个儿子的名字连起来就是“爱国民党”！

        这个故事绝具黑色幽默！

        教我们九年级的数学老师，是教学的能手。他略显秃顶，但从不忌讳地自嘲道：“我这叫聪明绝顶！哈哈哈”。他让我们懂得自嘲本身就是一种幽默，一种豁达。

        升到高中，记得第一节数学课，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个圆说：＂西方一位哲人说，人的知识好比圆圈，圆内是已知的知识，圆外的空白是尚未了解的知识；你知道的越多，圆圈越大，接触到的未知面也越广。所以，你越是探索就越能了解自己的不足，同时越发变得谦虚。”那时，我顿觉“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因他学识不凡，与人为善，态度谦和，我们班女生很快就视他为“知心大哥”，有事没事结伴登门拜访。

        能面对面接受来自省外教师的谆谆教诲，对我而言惟有在大学时代。他们讲课的内容我能记下的可能不多，但他们讲过的某些话却影响了我的思想，我的生活。

        教我们班级管理的讲师，他所说过的一句话犹在耳畔——一个能将家乡话讲得顺顺溜溜的孩子是了不起的，这样的孩子学起其他语言来也不是难事。我想，我儿子三四岁时就能相继讲好广东话和普通话，很大程度取决于我恩师的启示。

        教我们课程论的教授经常是西装革履，讲话较为严肃。他曾说，我们在大学课堂上学的是一个理论的框架，学的是一种知识的结构；理论的充实，结构的完善还需靠你们课余的学习，日后的实践。是呀！大学交给我们一本技能的大词典，技能的掌握还得靠我们平时的勤查和善用，否则，这本词典只能蒙受尘土。

        教我们专业课的老师中，其中有一位是难得的本地人。此君三十出头，身材高瘦，虽然他在发音上“子”“主”傻傻分不清楚，但却能毫不避短地给我们讲当时在社会上疯传的一句话——房子、妻子、孩子、车子、票子，五子登科。此话一出，逗乐了我们，倒透出他几分可爱来。他最令我们信服的是他如何由一名普通的高中教师通过自学考试跃身为大学讲师的奋斗史。期间差一点进入警察机关的经历，让他深会何为“九十九摄氏度沸水”人生。所幸他把另一摄氏度用在考研上，并在他的执著下把奋斗的温水煮沸了。他用自身的经历告诉我们：世上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

      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我无意在此讲杠杆原理，但在我看来，有时，师长的某些经意或不经意的话有时可能会成为一个使你成就某事的支点。